社會學的誕生
解釋一門新學科的誕生形式及條件面臨著四個主要難題：1)可供使用的相關資料為何？ 2)誰是"先驅者"？ 3)誰又是"創建之父"？以及 4)有待確定的歷史背景。
1)資料雖然存在，但結論卻往往流於片面。我們可以舉阿宏(R. Aron, 1905-1983)的《社會學思想階段》(Les etapes de la pensee sociologique, 1967)或尼斯貝(R. A. Nisbet)的《社會學傳統》(La tradition sociologique, 1966為例。前者探討昔日大師的思想以掌握社會學作品間的一致性；後者所採取的方法，則「既非從個人、亦非從體系」，而是從「建構體系的本觀念」出發(1984, 15-16)。英語系的作者似乎都依循著同樣的觀點。傳統，根據尼斯貝的看法，兜繞著五組對立打轉：a)社團(communaute)與社會；b)權威與權力；c)身分與階級；d)神聖與世俗；e)異化與進步(同上, 18-19)。然而這種社會學史觀預設了社會學思想上的統一，忽略了學派潮流之間的歧異與原創性。
2)誰是第一個社會學家﹖想要找出社會學的先驅者擺明了是個沒完沒了的差使；因為總是可從社會學出現之前的歲月裡舉出一些相關作品，特別是當人們斷章取義的時候。此外，如果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家們標榜某人為思想先驅，這並不表示後者便是社會學家；再說如果我們抬出了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甚至盧梭，那是不是也該提及涂尼斯(F. Tonnies, 1855-1936)的思想前輩霍布斯，或維柯、蒙田，甚或上推至古代大哲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的政治關懷？
3)誰是"創建之父"？視十九世紀為"創建之父"的世紀(創建之父一詞源自帕森思, 1902-1980)也不見得全然穩當。事實上，這個說法是事後給作品添加意義並冠上了目的性。那麼誰是創建之呢﹖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因為他首創社會學這個名詞﹖但他的科學太制式了﹗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因為他提出"理解"作為方法論的基礎﹖但這個方法同時也適用於史學、經濟學﹗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717)﹖因為他堅持專屬社會學的發展策略，以抵擋其他人文科學的威脅﹖但他也毫不遲疑地遊走於社會學與人種學之間！那是不是也該把馬克思(1818-1883)推到一邊，說他的社會階級理論建立在歷史─經濟觀點上﹖
我們可以和這種追詰"創建之父"的意識形態劃清界線，這並不是說拒絕去分析社會學家其人及其思想體系，而是將這些智慧之光放在產生社會學說的歷史背景中加以審視。原典的閱讀是無可取代的。在此，我們僅參照一般的歷脈絡期能掌握這些作者所提出來的問題。
4)如何勾勒出社會學奠基的歷史脈絡﹖這首先得勘察當時(十八、十九世紀)社會在經濟、政治及知識上的轉變。a)第一節透過時代輪廓的描繪，概述三大革命(政治、經濟、科學)所引起的動亂。b)第二、三、四節分析知識領域的主要轉變，以便掌握社會學之所以能在地位曖昧的社會科學中異軍突起的原因，以及社會學思想前後的不同形式。c)第五節嘗試描述這門學科的幾種制度化形式，以解釋社會學峨然獨立的來龍去脈；其中也可以看見不利社會學發展的負面因素。
一、三大革命與社會學的誕生
以全新的方式來思考正在誕生的新社會是為十九世紀的特徵。法國大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小革命震撼了歐洲；各國競效英國的工業改革，社會丕變，一日千里；而日新月異的自然科學則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1.政治動盪
社會學誕生在一個政局紛擾、軍事動盪的時代(1815-1918)。除了世襲王權之外，舊政體社會以三種社會等級為基礎：貴族、教士與第三等級。但是新的政治階級──中產階級，質疑舊政體的合法性，並嘗試建立一個更平等的政治秩序。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清楚劃分這兩種相對的政治體系：階級不平等的舊政體，與高舉平等旗幟的新政體(《舊政體與革命》, 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1856)。
短暫的革命風暴以及繼之而來的第一帝國改革，令人不得不以全新的觀念來思考新社會。1830和1840年的革命影響遍及整個歐洲。在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各式各樣的政體此起彼伏。豐富的政治題材激盪著思想，特別是在法國，截然不同的政體前仆後繼：一個帝國，兩個王朝相繼被革命推翻，曇花一現的共和國推行普選(1848)，接著是帝國復辟，爾後第三共和持續直至大戰。
保守、自由、結盟、革命……各式各樣的意識型態相互頡頏。一些提倡社會穩定秩序的社會學家如聖西蒙(1760-1825)、孔德、涂爾幹等，則在其中看到了社會組織病態與脆弱的徵兆。啟蒙時期理性主義者所熱愛的自然法，如今圮敗傾頹；而在這片廢墟上則出現了鼓吹回歸舊政體的"倒退"主張，但同時也萌生了最大膽、最烏托邦的理想。
即使社會學家所提出來的解決之道莫衷一是，但它們多少回應著相同的問題：如何結束橫掃歐洲的社會危機﹖從聖西蒙到涂尼斯，中間經過了孔德的社會哲學、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涂爾幹的道德主義，社會學家無不戮力苦思因應之道。當然，是否應以新科學來改革社會，這是一個見見智的問題。一方面，介入主義者(interventionnistes)認為社會學應該有助於治療(或至少減輕)困擾社會的病症。聖西蒙及孔德的實證主義站在這一個極端上，前者的人類科學或社會生理學，後者的社會物理學或社會學，為的正是改造社會以適應工業精神或實證精神。另一個極端──中立主義者(neutralistes)，如韋伯或巴烈圖(V. Pareto, 1848-1924)，則認為不應該以科學來合理化行動價值。涂爾幹態度居中：科學當然導致實際行動，但這需要時間。
2.工業革命
如果法國在政治革命理念的散佈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那麼英國的工業生產方式則徹底改變了歐陸的工作組織。身為生產及管理新技術的實驗室，英國同時也發現了社會學必須加以考量的政治經濟學及相關法則。都市無產階級逐漸成形，游移請願、聚眾滋擾，在在使得政府當局越來越急於控制運動。於是追捕、監禁、驅逐，無所不用其極。
在同時，一種真正的工業精神傳播開了，其毀滅性的作用，勞工群眾尤感深鉅。生產分工，手工業資格頓失；狂暴剝削、微薄的薪資迫使工人家庭不得不出賣幼童的勞力以圖溫飽。此外，受剝削的勞動階級不斷惡化的生活狀況，不僅喚起一些以"社會和平"為己任的博愛團體的關注、視社會主義運動為體制不人道的明證，同時也提醒了飽受暴動危機威脅的政府當局不得掉以輕心。自由資本主義中的一派也加入了這場運動，認為政治規章有助於穩定市場、避免贏利下降：工業化的世紀同時也是社會法則的世紀。
在英倫進行了不少具有實際目的社會調查，於是十九世紀末便出現了大量有關貧困化的研究報告。在法國，政治道德科學院籌劃一系列的階級狀況調查。魏樂美(L. R. Villerme, 1782-1863)，醫生出身的統計學家，在其著名的《棉、毛、絲製造廠工人的道德及身體狀況圖表》(Tableau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dans les fabriqu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1840)中，選擇研究紡織工人的命運。他實際調查、進行直接觀察，並分析工人生活型態的不同層面如工作、住屋、娛樂等。畢黑(Ｅ. Buret)在更大規模上研究相同的主題(《法國及英國勞動階級的悲慘命運》, La mise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1840)。恩格斯(F. Engels, 1820-1895)的貢獻也屬於同一類，他在《英國勞動階級的處境》( La situation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1845)一文中，尖刻地揭露工人階級所受到的剝削。該書也給青年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社會學的另一道源泉──社會統計也並行而生。戈德雷(Ａ. Quetelet, 1796-1874)，比利時統計學家，從1835年起出版《人類及其官能的發展，或論社會物理學》(L'Homme et le de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e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孔德在其《實證哲學課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中也曾使用"社會物理學"一詞，但思想內涵相去千里；為了避免與他不怎麼欣賞的社會統計所可能產生的一切混淆，他寧可改用"社會學"一詞。
法國勒布雷(F. Le Play, 1806-1882)的著作又代表著另一種類型：他以全歐為視野的專題論文，提出了一套原創性的經驗方法來分析家庭預算(《歐洲工人》, Les ouvriers europeens, 1855)。
在德國，經濟學者史莫勒(G. Schmoller, 1838-1917)於1872年所創建的社會政治協會，則委託韋伯對東普魯士的農民狀況進行調查。
總之，工業生產的快速進步、機器發展與大量製造，引起了人們對"社會問題"這一類題目的注意：當務之急在於建立一門能夠以科學方法(以自然科學為模式)來分析實際狀況的社會科學。3.無聲革命：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十九世紀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學，透過它們在醫學和工業技術各方面的運用，取得了令人瞠結的發展
物理學借助新儀器進一步追求數學化，這多少回應著英國工業革命的需要。
但化學和生物學的躍進無疑更令人印象深刻，以致於這兩門科學的模型成為諸多科學理論的典範。
在化學方面，世紀爭論的焦點為物質的原子結構問題，這和實證學者拒絕玄思終極因素的懷疑論調氣味相投。有機化學挾其有機產品，特別是德國強大的化學工業，引起了另一陣騷動。 比較生理學則開創了現代生物學，同時也為社會學中的有機論提供了傑出的模型：法國先有聖西蒙、孔德，繼有涂爾幹學派；英國有史賓塞；德國則有謝弗勒(Schaffle, 1831-1904)、涂尼斯等。"有機體"和"器官─功能關係"等新觀念逐漸披靡，標示著十九世紀醫學生物學的特徵。實驗醫學致力於研究生命功能及其障礙(病態)；認為健康一如疾病，皆有律則可尋。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的生命機體理論則催生了"自動組織"、"循環因果"等觀念。
孔德的生物哲學主張不應將有機體化約為物理化學機制；這對社會有機論的合理化而言，無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實證哲學課程》(1838, 40-44)一書中，孔德繼畢夏(Bichat)之後，再次援引巴泰斯醫生(P. J. Barthez,《人類科學的新基礎》, Nouveaux elements de la science de l'homme, 1778)關於器官之間的親和交感及協同作用理論：有機體不外是諸多功能之間的協調(consensus)，而功能之間則相互決定。
別納(C. Bernard, 1813-1878)或許克服了有機模型與物理─化學模型的對峙。身為反對生機論的實證主義者，他確立了實驗的步驟。"恆定體內環境"(milieu interieur homeostatique)的觀念同時解釋了有機體的自律及病態；後者肇因於內在環境的紊亂，並且可以以實驗證明。
與此同時，細胞理論也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細胞被視為具有兩種不同層次之個體性的有機基本單位：每一個細胞皆有其個體生命及整合在機體生命中的生命。部份社會學家借用這個模型來理解社會的運作。
最後，達爾文(C. Darwin, 1809-1882)及瓦勒斯(A. R. Wallace, 1823-1913)的天演論則造成了不容忽視的衝擊，特別是該說宣告了物種不變論(fixisme)的破產。豐富的田野調查、地質學和比較生理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加上馬爾薩斯(Malthus, 1766-1834)的影響，使得這兩位大旅行家發展出一套依生境不同而產生的物種分化理論，強調生命的發展很可能並無目的可言。此說對馬克思及涂爾 幹影響深鉅。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為其變種：社會一如自然，人競天擇，適者生存，此乃社會進化之大法。
總之，自然科學的演變，在力學的間斷範型及生命有機論的連續範型之間，作出了新型態的調和。機體與功能，均衡與動力，原子與細胞等觀念奠定了新社會科學的基礎。在哲學大型體系日趨鬆懈而利於歷史及經濟研究的條件之下，新的社會科學終於誕生了。二、知識領域的轉變：社會科學的湧入1.社會科學、社會學及社會主義經濟、社會及科學方面的危機使得十九世紀的歐洲亟思解決之道。現實主義(托克維爾)與烏托邦理念(孔德)並駕齊驅。而各式混亂局面則為社會科學提供了新的思考主題。啟蒙時期的哲學關懷如世界理性主義、理性的進步、自然法等觀念逐漸式微。為數不少的社會思想家來自法學(托克維爾、馬克思、韋伯)、哲學(齊默, Simmel, 1858-1918)或科學(孔德為綜合工校學生，巴烈圖先是工程師，後才成為經濟學家)等其他領域，這無疑不是一種偶然。
政治動盪、工業混亂以及科學革命都為社會研究的新觀點開創了有利的環境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歸納出下列幾點：1)強勢國家之中央集權、國家特色等觀念的發展，喚起了義大利、德意志、或奧匈帝國諸邦對國家的憧憬。2)工人階級組織的出現以及社會對立的加劇。中產階級一旦掌權，便意識到了其霸權飽受劣勢階級的威脅。3)社會主義的作為一種新型態的保守主義(如法國的聖西蒙；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一詞出現於1835年英國的歐文(C. Owen)宣言。"社會主義"一詞約出現於1841年，"社會學"(孔德)一詞則出現於1839年。4)由於社會科學的成長，人們意識到必須進一步反省科學方法。
形上學的危機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實證科學做好了準備。如果啟蒙哲學對哲學取向和科學取向之間的和諧融洽還充滿希望(康德或法國的百科全書派)，那麼現在這個理想則隨著黑格爾體系、孔德實證主義以及史賓塞進化論這些思想瘟神出現，變得越來越可疑。從他們企圖掌握一切知識的總體哲學中浮現出來的，卻是一群關心事實、追求經驗方法、注重知識新對象的思想后生。
2.從精神哲學到歷史哲學，從黑格爾到馬克思
在德國，要想賡續黑格爾(Hegel, 1770-1831)的哲學大業似乎有點困難。老一輩的黑格爾信徒嘗試振興大師的思想，竭力反抗歷史相對主義的誘惑。世紀中葉，費雪(K. Fischer, 1824-1907)，一位過渡期的黑格爾派，發展黑氏邏輯、重振康德學說、致力哲學史研究，並試圖以黑格爾來抵制當紅的生物進化論。
另一方面，費爾巴哈(L. Feuerbach, 1804-1872)、鮑爾(B. Bauer, 1809-1882)、史特納(M. Stirner, 1806-1856)、胡格(A. Ruge, 1802-1880)、及馬克思(1818-1883)等少壯黑格爾派卻拒絕模仿黑氏體系，並對哲學保守主義、特別是神學傾向大張撻伐。譬如費爾巴哈便貶抑觀念而強調實質的人，並特別支持來日被馬克思擴大運用的歷史觀點。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攻擊，也促使他進一步批判資產國家，並以唯物觀點來反省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見下一章)。
黑格爾主義之無能整合歷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社會科學對哲學演繹法的不信任；而韋伯繼馬克思之後，也放棄了從哲學原則中推論出社會生活的企圖(見下一章)。這並不是說哲學已死或見棄於社會學之外。譬如韋伯便重拾狄爾泰(Dilthey, 1833-1911, 費雪的學生)對精神科學之特殊性的見解；而康德學說的振興也在涂爾幹的求學過程中啟迪了涂氏的知識學反省(見下一章)。此外，涂尼斯或齊默的社會哲學也證明了在十九世紀末，科學之間的融合並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股排斥形上學的浪潮則以自然科學為榜樣：聖西蒙(Saint-Simon, 1760-1825)的規劃及孔德的理論滋養著社會科學直到二十世紀初期。
3.實證主義典範的誕生：聖西蒙在剛開始的時候，聖西蒙只不過想重編一套百科全書而已。為此，他聚集了一批學者，但工作終告胎死腹中。
從1870年起(《科學工作指引》, Introduction aux travaux scientifiques)他計畫發起一場以新"知性體系"(systeme intellectuel)為基礎的科學革命；該體系必須清除一切宗教與形上學的殘渣。鞏迪亞克(Condillac)的感覺哲學以及政治經濟學業已開始嘗試與理性傳統分道揚鑣，並開創一門關於人類的實證知識。當務之急在於完善這一番事業。如果自然科學已經大步邁入實證階段，那麼人類科學則還差得遠。於是聖西蒙以生理學及物理科學為藍本，嘗試以科學方式來處理"工業體系"中所謂的"道德"秩序現象。
然而1815年帝國的垮臺使他放棄了百科全書計畫。舊政體的復辟事實上與完全建立在生產勞力或工業之上的新社會扞格不入(參考《簡介：工業，或為一切從事實用而獨立之勞動的人們所作的哲學、道德及政治討論》，Prospectus. L'industrie ou Discussion politique, morale et philosophique dans l'interet de tous les hommeslivres aux travaux utiles et independants, 1817)。
隨著《組織者》(Organisateur, 1819-20)、《工業體制》(Systeme industriel, 1820-1822)與《工業家教理》(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823-1824)等著作的出版，聖西蒙猛烈抨擊當權政體、貴族及教士，以致於吃上官司。他放棄自由主義轉而鼓吹一個以學者、藝術家及手工業者來取代王室法律顧問這些"政治形上學究"(metaphysiciens du politique)的社會新體制──工業體制。生平最後的著作《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 1825)則為他搏得了不少信徒。聖西蒙的宗教理念旨在改善"大多數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命運；這不但為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打開了空間，同時也促使某些重視銀行制度或鐵路運輸的實業家採取新措施。第一批信徒的革命精神(譴責私有財產、擔憂無產階級的命運)終而演化成一套企業家哲學。
4.實證精神與社會學：孔德
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一位熟諳數學、科學教育，同時也具備醫學及生理學知識的綜合工校學生；他曾經密切參與聖西蒙的事業，並對後者的工業改良主義感到驚訝。但日後的他卻發展出一套觀念，宣告玄學世紀(十八世紀)與科學實證世紀(十九世紀)的決裂。
《社會哲學手冊》(Opuscules de philosophie sociale, 1820-1826)勾畫出一幅由中古社會過渡到科學─工業社會的社會國家藍圖；中古社會以神學思想及軍事行動為特徵，而在社會國家中，學者取代了神學家，實業家或企業家則取代了將士。最後，征服自然終將取代人間廝殺；但此一過渡尚未完全成功，必須佐以知識改革(在此重現了聖西蒙的規劃)。實證思想必須為建立一實證政治而服務。
《實證哲學課程》自1826年以公開課程的方式出現(從1830到1842陸續出版)。它一開始便宣告"一條基本大法"：出於不變的必然性，三階段法則(la Loi des trois etats)支配著人類精神的進展。「吾人的每一個主要觀念，每一條知識分支，都接連地通過三個不同的理論階段：虛構或神學階段、抽象或玄學階段、實證或科學階段」(《實證哲學課程》第一冊, 21)。在第一階段中，人類理智視現象為超自然因素的作品；超自然因素在第二階段中則轉變成(原因的)抽象動力，這為進入第三階段做好了準備。後者「經由推理與觀察的綜和運用，發現了二者的實際法則，亦即推理與觀察之間不變的連續與類似關係」(同上, 21-22)。法則的尋求於是取代了原因的探究。
然而三階段法則勢必導致知識不同分支間的不等發展。事實上，根據科學史顯示，凡是處於實證階段的科學都曾歷經前兩個階段。同樣地，對每一個個人而言，「孩提時代是神學家，少年時代是形上學家，壯年則為物理學家」(同上, 22)。既然三階段的發展速度各自不同，那麼每一門學科進入實證階段的時刻自亦不同，儘管它們都依照著一定的過程由簡而繁。先是天文，而後物理、化學，乃至於晚近的生理學(生物學)都達到了實證階段，但尚未出現一完備的社會現象科學。同時，既然人類精神已經創建了天上物理，亦即天文學(孔德曾經開授普遍天文課程)，地上物理(或力學、或化學)，有機物理(或植物、或動物)，那麼便只賸建立一門社會物理學以完備觀察科學的體系(同上, 29)。
此外，每一門科學在進步過程中，都以其前身科學為基礎，再加以複雜化、專門化。在眾科學的起源中，有機科學以無機科學作為基礎，化學從物理學中獲得啟發，社會物理學則取法生理學(以聖西蒙的方式而言)。最後，隨著生理學的發展，綜合方法取代了初級科學的分析方法。如果忽視了生理現象在有機體中所執行的功能，我們便無從理解此一現象；同樣的，一個社會現象也必須放在社會整體中來觀察才有意義。這是另外一個可以視之為有機論的理由。這種觀點在世紀末涂爾幹的社會學裡仍然看蛛絲馬跡。
從四十七課(1839)開始，孔德引入"社會學"的觀念作為"社會物理學"的同義詞，「以便以一專有名詞來指稱研究社會現象特有法則之自然哲學的補充部份」(第二冊, 88)。孔德並指出此一名稱代換係因戈德雷(Quetelet)誤用社會物理學一詞。
社會學的規劃自此採取政治觀點。事實上，舊的神－玄－哲學不過只是個"無能的頹敗"，當務之急是使"重要的社會觀念"從游移、矛盾的狀態之中顯現出來，以便「使社會擺脫此一即將腐化的致命傾向，並將它直接導向另一種全新組織」(同上, 15)。真正的科學精神應當帶動深層的政治改革，兼顧秩序與進步、靜態與動態，以組織與生命密不可分的有機體為模式，並能夠解決保守派和革命派爭論不休的社會問題。
社會學的任務在於創造利於新有機統一的條件；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之下，實證政治體系嘗試整合人類天性、靜態社會秩序及動態社會歷史。此一藍圖設計兼採孟德斯鳩的決定主義(「法則不外是由事物本質而來的必然關係」，《法意》, L'Esprit des lois, 1748)、康多塞(Condorcet)的進步理性主義(《人類精神進步史概》,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 de l'esprit humain, 1793)，甚至伯許埃(Bossuet)的天意說(《宇宙精神論》, Discours sur l'esprit universel, 1681)。5.進化主義典範：史賓塞(H. Spencer) 透過史賓塞的理論體系，英國的社會學大致與歐陸社會學有著相同的命運；它被整合在整體科學的觀念之中，同時也採用了自然科學晚近進步所發展出來的模型。
史賓塞(1820-1903)的思想支配了盎格魯薩克遜學術圈達半世紀之久，影響也波及歐陸。史氏廣博而早熟的學識皆自修所得，並曾先後從事過多種行業。拉馬克(Lamarck, 1744-1829)的理論強調物種進化深受外在環境的影響，這個觀點強烈地衝擊著史賓塞。社會不外是個超級有機體，而器官則依其使用程度的不同，遵循著成長及衰退的法則(《社會靜力學》, Statique Sociale, 1851)。
卡本特(W. Carpenter)的《比較及一般生理學原則》(Principes de physiologie generale et comparative)讓史賓塞發現了拜爾(Baer)定律：進化係一由同質而異質的過程。史氏由此推演出有助於我們理解生物機體、教育、風格、社會習俗、心理、政治等各層面的進化普遍法則或"一般公設"(《第一原則》, Premiers Principes, 1862)。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出十九世紀社會學反省的共通之處：一方面，社會學融合在大規模的科學重組之中；另一方面，相同的普遍法則貫穿了一切的現象。這種傾向在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以及他和史賓塞的思想關連中顯而易見(見下一章)。
進化理論終於形成一種普遍哲學：宇宙運作一如生命機體，越來越複雜的分化導致越來越協調的合作。孔德的實證哲學斷言科學不同分支之間的共通處；同樣地，史賓塞的進化論也融合了每一門獨特科學的進化法則。這個體系巨大的吸收能力使它得以輕而易舉地整合達爾文及瓦勒斯的理論，甚至米勒－愛德華(Ｈ. Milne-Edwards, 1800-1885)的有機體生理分工理論(史賓塞，《生物學原則》, Principes de biologie, 1864-1867)。
最後，《社會學原則》(Les Principes de Sociologie, 1877-1896)則從這種有機論及物理主義(physicaliste)的學說中取得結論：社會，作為一種超級有機體，實比照生理模式而運作，唯稍有差異。此外，不同於動物社會中的個體絕對地臣服於整體，人類社會則是為了每一個個體的利益而存在。
史賓塞之區分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這兩種基本類型，自然會令人想到孔德的軍事－工業對立。他致力於描述社會制度，並為此累積了大量的文獻與觀察，而人種誌方面的豐富資料也允許他進行比較分析(參閱其《描述社會學》, Sociologie descriptive)。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嘗試以「精神」這樣的觀念(源自對亡靈繼續存在的信仰)來解釋原始宗教的起源。
而涂爾幹社會學的建立，部份原因即在於反對這種對他而言充斥著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及進步觀念的方法。
三、迎向新典範：文化科學
1.從自然科學到史學、經濟學
在人類科學擺脫形上學的奮鬥之中，社會學總是以準百科全書、集知識大成的姿態出現。這種抱負或許源自於黑格爾體系的哲學企圖，或許來自於科學進步的觀念。
旨在綜合一切的傳統形上學被顛覆了，取而代之的新科學則將歷史視為爭取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的奮鬥過程，甚至認為歷史必然指向一個科學蓬勃的新社會。
此一見仁見智的知識缺口，雖然常為各種企圖掌握全體人文知識的社會思想形式所填塞，但其中也出現較為節制的看法，認為社會學應有更精確的目標，不該好高騖遠；而一門更開向事實的史學、政治經濟學的獨立自主以及實驗心理學的誕生，這一切都有助於社會學的定位。特別是十九世紀末人種學觀察的突出表現，更對社會學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
十九世紀事實上也出現了另一場知識動亂，肇因於對宗教史、司法史以及物質史的興趣復燃。在德國，一如在法國或英國，我們可以觀察到下列特點：
1)為了理解法律、宗教、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學者專家開始系統性地向歷史求援；
2)對廣義的經濟科學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學人期望以此來解決橫掃歐洲的社會危機。古典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都重現歐陸(德國有馬克思、法國則有塞依, J. B. Say)，然而在這一門生產科學表面的客觀性背後，卻埋伏著階級衝突的嚴重問題。
2.三條路線：法、英、德 聖西蒙、孔德、涂爾幹代表了社會學的法國路線：日趨細密的分工現象成為新的研究主幹。事實上，讓他們感到興趣的並不是經濟科學本身，而是圍繞著日趨重要的生產形式所發展出來的新型社會過程。聖西蒙在十八世紀的政治經濟學中看到了實證科學的範例。孔德則批判經濟學者企圖在個人利益的經濟基礎上創立一門獨立自主的科學。而令他們大感驚訝的，卻是工業體系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有機體的比喻在此佔了絕對的優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孔德與聖西蒙多少都在延續著法國社會哲學的古老傳統(蒙田、孟德斯鳩)。
英國路線則處於一種極端的曖昧狀態。盎格魯薩克遜的實用主義一方面注重攸關社會問題的經濟科學；但另一方面，在哲學－社會學的體系之中(史賓塞)，經濟學的地位卻遠不如自然科學(如生物學)。在某種意義上－－這點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取代了社會學。況且法國大革命的反彈也令人懷疑法國新觀念論者的學說。
因此，德國路線看來最有利於科學領域的革新：由社會科學所引發的論爭緊密地和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甚至心理學結合在一起。這種優勢使得年輕一輩有志從事社會科學的法國學人多負笈德國；如布格雷(C. Bougle, 1870-1940)和涂爾幹即為此而旅居德國。
3.法學史與歷史科學的復興
在瑪克斯．韋伯(1864-1920)修習法律的學生時代，薩維尼(F. K. V. Savigny, 1778-1861)學派所提倡的歷史取向精神正支配著當時的德國學術圈。該派主張打破法律科學的條文主義、摒棄普遍法、理性法的信念，嘗試參照既定社會的歷史特徵，以掌握法律條文的意義。甚於拿破崙民法法典的劇烈改革，學派還設想出浪漫的觀念，將法律視為浮現在人民精神中的生命實體。在這個觀點之下，文件及檔案的客觀研究，理當致力於理解制度如何配合國家運作(特別是民間風俗蘊藏著深厚民族根本的德意志國家)。
在法國也出現了類似的運動，譬如提耶里(A. Thierry, 1795-1856)或米希雷(J. Michelet, 1798-1874)的努力。前者曾經追隨聖西蒙，致力於理解導致法國人進行革命的歷史現象。後者則在所著《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 1856-1869)一書中繼續探討同樣的主題。
這種歷史精神打動了社會科學的思想家們。孔德本人將歷史精神運用在反對形上學的奮鬥之中；他在其中看到了科學注重實證事實、而非抽象觀念的鮮明傾向。此外，他更公開參引薩維尼的主張。在法國，古朗士(N.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繼續領導此一運動；而他的方法更孕育出涂爾幹這樣的社會學家(見下一章)。從《社會分工論》(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開始，涂爾幹即著手分析古代史和法律史，以解釋傳統社會的機械凝聚演變為工業社會有機凝聚的發展過程，同時法律也由強制法演進為契約法。在義大利，巴烈圖也參照德國歷史學派的作法，以大量的歷史證據來豐富研究分析。
說得誇張一點，孔德實證方法的獨裁、恐怖性格阻礙了社會科學在法國的發展。況且法國的精神哲學也不利社會科學的萌芽(如古散 V. Cousin, 1792-1867) 。這便是為什麼涂爾幹寧可把社會學建立在聖西蒙(而非孔德)學說之上的原因。羈旅德國期間，目睹社會科學在這個國家的蓬勃發展(見下一章)，多少令涂氏見賢思齊。此外，我們也可以在涂氏的作品中發現史賓塞的百科全書性格及心裡實用主義。
實際上，當時的德國學界百家爭鳴、風起雲湧：黑格爾體系的瓦解、法學的轉變、德國歷史學派、新歷史學派各領風騷；在一定的程度上，馬克思、韋伯、涂尼斯的思想即為這一場知識轉變的產物。
尼布爾(B. Niebuhr, 1776-1831)及蘭克(L. Ranke, 1795-1886)採用以事實驗證(效法自然科學)為基礎的科學客觀模式、大膽應用其他科學的研究成果(考古學、法律、人類學、政治學、哲學)、並大量參考文獻檔案(特別是蘭克)。提耶里及米希雷也從類似的模式中獲益匪淺。德國的史家特別關心古代羅馬以及教會自宗教改革以來的轉變，目的在於掌握德意志國家的獨特性。總而言之，重要的是將不同的制度結果重新投入歷史潮流之中加以審視。
然而對一門獨立的社會學而言，最尖銳、最具意義的衝突卻發生在科學史的周邊。科學史的目的不外乎分析工業社會新而特殊的生產關係，而政治經濟學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4.政治經濟學及經濟史
1883年左右，德國爆發的"方法爭議"真正的焦點究竟何在？一方是由史莫勒(G. Schmoller)所領導的德國新史學派及其擁護者；該派強調國家儲蓄及歷史現象的獨特性。另一方則是抽象政治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者(以門格, K. Menger為代表)；歸根究底，其理念係以一人性經濟學(心理學)為基礎。對後者而言，經濟衍生自個體需求的理性，而前者則提倡一種歸納性而唯歷史的步驟(demarche inductive et historisante)。事實上，從世紀中葉開始，便出現了第一個抨擊古典政治經濟學以"自然法則"觀念作為理論中心的歷史學派。羅雪(W. Roscher,《政治經濟學要義》, Precis d'economie politique, 1848)強調對歷史材料的研究和考量；希爾德龐(B. Hildebrand,《國家經濟學》, L'Economie nationale, 1848)則以發展法則取代自然法則。最後，克尼斯(K. V. Knies,《歷史方法觀點下的政治經濟學》, L'Economie politique du point de vue de la methode historique, 1853)更根本拒絕這兩種法則。而當韋伯執意拒斥一切歷史法則觀念、反對從中推演出歷史演變時(見下一章)，他自己也覺得傾向克尼斯。
此番論戰大大地超越了經濟學的歷史範圍，並牽涉到一般社會科學的地位問題。狄爾泰(W. Dilthey, 1833-1911)所發展出來的新科學哲學便從這個角度區分了旨在解釋(explication)的自然科學，以及著重理解(comprehension)或詮釋(interpretation)的精神科學(狄爾泰)或文化科學(里克特, H. Rickert, 1863-1936)。前者尋求法則，後者追求意義。如此一來，人們終於可以審慎地與法國實證理論、或十九世紀後半葉流行歐洲的有機社會學保持距離。
社會科學中特殊的客觀性以及獨特的歷史因果成為文化上的新課題。韋伯的社會學便誕生在這樣的新環境之中。經由其理解社會學基本觀念的闡釋，他嘗試將社會學定位在史學與經濟學之間(參見韋伯,《經濟與社會》, Economie et societe)，並從這個角度巧妙而果敢地捍衛學者的中立性。比涂爾幹更勝一籌，韋伯無疑清楚地認識到：若想要徹底擺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觀念上及方法上均亟待澄清；特別是當它牽涉到個體行動詮釋時(好比歷史中的個體行動)，不論這是狹義的個人、一個團體、或是一個文明。社會學運用的是同一種方法，亦即透過個人互動的意義網絡來理解行為表現；而經濟史家所關心的問題，比方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也可以透過這種方法來理解。
最後，如果說最早的歷史學派刊物(於1850年左右出版)與馬克思、恩格斯撰寫《共產黨宣言》(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1848)、發展出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唯物史觀約莫發生在同時，這無疑不是一場單純的巧合。然而如果雙方都試圖將經濟放在歷史中加以考量，那麼馬克思主義者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學者只有鄙夷，因為後者不過是英國經濟學的螟蛉。此外，當時的馬克思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流亡異邦、並開始積極地介入政治活動。他清楚地意識到，把自己納入由執政當局嚴密監控的大學組織之中無異與虎謀皮，而大學也往往與政權沆瀣一氣。史莫勒的學究社會主義(韋伯譏之為"講壇社會主義者")，只能引起馬克思主義者強烈的反感，因為前者企圖調解獨裁專橫的普魯士王國和正在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動員起來的無產階級(見下一章)。
四、取向的分歧：從涂尼斯到巴烈圖
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幾年裡，不少嘗試都致力於建立一門具有專屬方法、能夠掌握整體文化領域的獨立學科。
除了韋伯和涂爾幹的社會學規劃之外(見下一章)，尚有三種取向值得加以注意：
1)從諸多的哲學泉源之中汲取靈感，涂尼斯廣匯眾說的理論在一次大戰前夕德國特殊的局勢之中，獲得了遲來但實質的成功。他的純社會學以相對範疇的對立(有機論與個人主義)為基礎，比起齊默的過分精緻，這無疑更令人易於親近。
2)齊默的形式社會學則直接採取史學觀點及新康德主義。
3)最後，在世紀初巴烈圖嘗試將邏輯實驗方法運用在他頗具原創性的觀點之中，但之後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1.涂尼斯與純社會學
齊默應用巴登新康德學派的觀相主義(perspectivisme)建立了形式社會學；巴烈圖從邏輯實驗模式中獲得靈感、由經濟學轉向社會學；涂爾幹繼續其新康德主義式的社會學研究，尋求道德、法律及科學的基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1912)；而涂尼斯(F. Tonnies, 1855-1936)則在1912年重新出版鮮為人知的舊作《社團與社會，純社會學的基本類別》(Communaute et societe, Categories fondamentales de la sociologie pure, 1887)，這一次終於受到了肯定。
一開始涂尼斯便區分了兩種結合形式：社團(Gemeinschaft; communaute, 或譯共同體)，本質為"真實而有機的生命"，以及社會(Gesellschaft; societe, 或譯結合體)，"一種潛在而機械的呈現"。「一切信賴的、親密的、休戚與共的部份即為社團中的生活……。而社會則是屬於公眾的部份，它是世界；相反地，在社團之中，人們從出生開始便與親人結合在一起，不論情況是好是壞。人們進入社會猶如進入異邦……。唯獨社團才是真實而長久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短暫而表面的存在。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可以將社團視為活生生的有機體，將社會視為機械而人工的聚合」(涂尼斯, 1977, 47-48)。
血源社團、地方社團及精神社團均扎根在植物性生命及胚胎形式之中(母子、配偶、兄弟姊妹關係)，並進一步在父子關係裡穩固下來。而村落或小鎮則集結了一切廣義的家庭式社團，如行會或教區。社團經濟同樣也以圍繞著房子、火爐及餐桌的家庭經濟為模式(鄉村房舍與土地耕作，都市房屋與職業培養)。封建君主(suzerain)支配著村落，一如攸關藝術的宗教維繫持著城市的一致。而實際的道德則在其中萌芽。
另一方面，社會則為一群個體的集合；這些個體"以有機的方式相互隔離"，但基於反省意志、得失計算等諸般考量而結合在一起。財產的分散必須求助於交易，而交易則有賴公共度量的建立；理性客觀的價值因而產生了金錢、紙幣、信貸、契約、以及協議條款。亞當‧斯密的商業社會形成了商人國家的基本模式(同上, 92)。事實上，"公民社會"或"交易社會"均以商業及其冷漠、外在而因循的人際關係為特徵，完全與生動熱絡的社團關係形成對比。而道德則被化約成客套禮節：冷峻、優勢、因循的社會規範，為的是對普遍化了的競爭加以控制。經濟涉及市場，而市場則擴及全球。特別是在大城中，有商人或資本家這類人物挾其大型工業及機器主義買賣勞動力，致使市場迅速擴展。涂尼斯也從馬克思對勞動人口的經濟異化分析中得到了啟發。相對於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不公平地參與三種經活動：勞動力的購買、勞動力的使用、並以產品價值的形式出賣勞動力。據此，工人階級所有的不過是形式自由，唯有資本家才擁有真正自由(同上, 11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