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莎的故事
我仍記得第一次見到莉莎的情形，我剛巡完診，決定到她病房一下，跟她談談我對肝臟移植的看法。我只知道她還年輕，四十一歲，而且生病了。她的MELD指數三十二，病症是酗酒。
我走進莉莎的病房時，被她的某種特質嚇了一跳。她有著清新年輕的容貌，美麗的笑容，她雖然病黃腫脹，卻透著愉悅，而且在重病患者的恐懼與焦慮下尚可見到一絲的調皮。莉莎的眼神散出淡淡哀愁，她了解自己做了什麼，才會來到這裡。這跟我聽到有個已經戒酒一年多、酒精性肝硬化的女患者時所想像的不一樣。
我回到辦公室後，在做筆記前先翻閱她的病歷，特別仔細看她的AODA評估（酒精與其他藥物濫用），那是我們規程的一部分。這份評估跟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火速翻閱她的病歷時是相符的。莉莎喝紅酒──通常一天不超過兩杯。她年輕時喝得更多，但現在不會了。她以前藉酒抒解焦慮，焦慮源自她年少時受到的攻擊，但她發現自己生病後，就不再碰酒了。
我讀著報告，一開始以為酒精在她的肝疾中也許占了一部分角色，但或許不是主因。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要喝多少酒才會造成肝硬化。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男人每天喝超過兩杯，女人超過一杯，便可能喝多了，但是大部分喝到這種程度的人，並不會造成肝病。許多其他因素也會造成肝硬化，從遺傳因子、肥胖（造成脂肪肝），到單純的運氣差都有可能。
我們還知道，人們若被醫療專業人員問起，往往會少報自己喝的酒量，因此，我們通常會照例把患者所說的數量加倍──尤其考慮幫他們換肝臟時。儘管如此，我認為莉莎復發的風險很低，也許是因為我一眼就喜歡上她吧。連我這個挺享受喝酒的移植大夫也很想相信她真的沒有喝那麼多。
莉莎的肝臟移植術非常直截了當，我們在她腹中發現五公升左右的啤酒色腹水，以及一副扁縮硬化的肝臟，我們把它從沾滿血的黏著物中切出來，一直維持在正確的組織平面裡，從未失控，我們無須把音樂轉低，或停下我滔滔不絕的笑話。我們把新肝臟帶到手術區，讚嘆它的美麗。我們接上所有的血管，然後鬆開鉗子，望著肝臟變成粉紅色，恢復生機。不久之後，肝臟便開始從膽管流出漂亮的黃色膽汁了，我們知道不會有問題了。我們縫接管道，把捐贈者的器官縫到受贈者身上，最後再四處檢視有無流血之處，然後為莉莎縫合。
手術非常順利，莉莎還在手術台上，我們便拔除她的呼吸管了。我們得意的將她推到恢復室，然後我下樓去跟她家人說話。一切都很好，時間下午四點，我甚至可以來得及回家吃晚飯。很棒的一天。莉莎的康復過程很平順，她出院三週後來看我的門診，身上的黃疸已經消失了，多餘的液體已從體中排除。她看起來就像一位我口中的「老百姓」，不再是穿著醫院病袍和拖鞋的標準病人。她的笑容依舊，哀愁的眼神似已消失無蹤。我會很快的把她轉給我肝臟科的同伴，艾列克．穆沙特醫師了（AlexMusat）。
兩個月後，艾列克看到莉莎時，她的肝指數完美得不得了，她對自己的恢復也很滿意，再度享受自己的家庭與生活。艾列克安排她六個月後回診──但莉莎並沒有出現。然後，在她移植後的十個月，莉莎因為嚴重肝功能失調又住院了，她的皮膚跟剛開始時一樣黃，肝臟切片顯示她又酗酒了。
我去看她，她又泛出淡淡的黃疸，穿回標準的病袍。我尷尬的旁敲側擊，探問酗酒的問題，最後終於問她在移植後是否又開始喝酒了。她跟我保證說她沒有喝，她上次沒回來做追蹤，還有過去幾個月沒做檢查，是因為她很忙──她這麼對我說。我表示她若再酗酒，這副新的肝臟很快便會衰竭。
當然了，我們沒有人相信她的話。不幸的是，這種情形我們以前也見過。接下來幾年，莉莎因肝功能嚴重失調而進出醫院。有一陣子，她一直否認自己喝酒，最後才終於承認只喝了一點點。
她移植不到五年，我便收到她去世的電郵通知了。我知道她的肝臟掛了，而事情不可能以別的方式結束。然而，她的死一直在我心中盤踞不去。我仍能看見她的笑容，依然記得她年輕的家庭和孩子們。這件事為什麼不能出現不同的局面？我們到底錯失了什麼？我安慰自己說，至少她的家人多享受了幾年陪她的時間，就某方面來說，那份生命的賜禮，還是值得的，不是嗎？
莉莎去世後三年多，我與莉莎的先生杰伊聯絡，看他能否幫我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我們是否能多做點什麼去幫助他逝世的妻子。杰伊對我的請求有些抗拒，他和三個孩子正慢慢走出傷痛，往前邁進，他並不想撕開這些深割的傷疤。他還坦承，他很生我們的氣──他無法理解，我們怎能給了莉莎一副新的肝臟，卻不去治療她酗酒的問題。對他而言，那就像「在一道噴血的傷口上貼OK繃。」不過他最終還是決定，如果莉莎的故事能幫助別人，幫助我們了解並討論酗酒的心理疾病，那麼就值得會面了。
杰伊快讀完大學時遇見莉莎，她十分博學，遊歷四方，長得又漂亮，莎莉很快成為杰伊的好友。他的事業遠遠超乎自己的夢想，一切似乎都順風順水，尤其現在他有了莉莎。回想起來，杰伊承認其實當時已有潛在的警訊。他知道莉莎與她爸媽關係很緊張，他幾乎沒見過他們。他知道莉莎的成長過程很「艱辛」，她十六歲時跟母親攤牌，告訴她說：「妳若不把老爹趕出門，跟他離婚，我就走人。」杰伊覺得莉莎的父親很可能就是酒鬼，或至少喝很多酒。還有，「聽起來他好像有言語暴力問題，如果不是肢體暴力的話。」他告訴我。杰伊很訝異莉莎其餘的家人絕少與莎莉或她父親聯絡，尤其在她和杰伊有了小孩後。那種家人的孤立，令莉莎傷心極了。
家人的老死不相往來，是否對莉莎的酗酒起了作用？杰伊認為有，但接著他又提到別的事：「我覺得根源在於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想PTSD來自她大學時發生的極端暴力事件。」
莉莎是性侵受害者，她從未真正走出來，杰伊怪罪自己未能理解此事對她的影響，以及她從來不曾真正面對這件事。杰伊告訴我「老實說，我們結婚初期，我實在是太年輕了，根本沒準備好接受那樣的消息。」杰伊又說，假如自己能了解那件事對莉莎的困擾，「我一定會說：『嘿，妳得去找心理諮商。』」
酗酒是漸近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有好幾次，杰伊在水槽下找到空啤酒罐，便問莉莎怎麼了。她只說她在打掃，忘記丟掉了。正如杰伊所說：「結婚是發過誓的，所以你會希望去相信她，於是我便沒放在心上......但確實有些蛛絲馬跡顯示可能有問題。」
每個證據似乎都能找到藉口解釋莉莎其實並沒有酗酒。最後，她已無法抵賴她的問題了，但兩人還是繼續置之不理。他們以這種方式迴避面對她的問題多年，直到莉莎黃著身子醒來，被診斷出可能因酗酒而有嚴重肝硬化後，便無法躲避了。後來莉莎的健康每況愈下，來到我們的醫院做移植。
我很難書寫接下來四年，杰伊、莉莎和他們家是什麼情況。當我翻閱莉莎的檔案，看著寫在她病歷裡的許多電話、門診、其他醫院的住院情形，以及轉送到我們醫院時，我只能想像那種困惑、恐懼，以及她和家人所感受到的絕望。接著我在她的病歷最後，讀到了那預期中的悲傷結局。上面有我寫下的兩個簡短筆記──令我想起當時去看她，跟她打招呼，我在走出門前，幾乎是小聲說道：「莉莎，妳真的不該再喝酒了，那會害死妳。」好像那樣說就夠了，好像我已經盡完自己該做的事了。我無法從這些筆記裡看出，從術後的幾個月，至莉莎死亡為止的每一天，也許有一千五百多個日子吧，杰伊和他的家人如何與這個疾病奮戰。
莉莎做過幾次勒戒，但從未收效。過了一小段時間後，她移植的肝臟便開始敗壞了，她入院的次數開始增加。杰伊描述，他有無數次發現莉莎昏倒，但不清楚是因為酒精或是肝衰竭造成的。他會叫救護車，送她到醫院住幾天或數週，然後莉莎回到家，又故態復萌。
最後杰伊和他家人明白，莉莎是治不好了，她又回到最初的狀態，跟以前一樣發黃，且腦筋完全混淆。她進出急診室、醫院和勒戒中心的次數多到嚇人。到了末期，她由安寧照護單位照顧，最後是臨終醫院。在她越來越少的清醒時刻中，莎莉依舊否認酒精對她的生活和健康的影響。但她終於在去世前三週向杰伊道歉。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莉莎才肯承認酒精對她和整個家庭的影響？杰伊認為是因為羞愧，因為加諸於酗酒的汙名，以及她整體的精神狀況。她覺得自己應該能獨力應付這個問題，不必讓任何人知道自己掙扎得有多痛苦。
莉莎死時四十五歲，我很想說，她在家中去世，身邊家人環繞，她最後終於理解並安然接納自己的疾病，也令那些愛她的人在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時稍感慰藉。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莉莎最後死在加護病房，戴著呼吸器，身上插著各種管子。也許那正是她想要的──也許她想戰鬥至終，希望能跟家人多處些時間，那就值得了。可是當我回顧她術後的生活細節時，我實在很難接受杰伊和她家人所受的煎熬。
莉莎不是死於肝病，而是死於精神疾病。她有酒癮，遇到焦慮、不明的PTSD症狀，便會灌酒，加上她有對酒精成癮的遺傳體質。我們為她植入新肝臟，只是重新設定時鐘罷了，根本無法治療她的心病。就某方面而言，這就是我們整個健康照護系統運作方式的縮影，我們讚揚、支付那些充滿魅力的大擧侵入──手術、心導管插入、有技術難度和潛在風險的大膽治療。可是真正重要，但我們的健康照護系統並不注重的，卻是慢性疾病的日常照護，那小小的預防式照護，可以整體翻轉移植的效果。酗酒無法根治，但可以控管、減輕，雖然它永遠都在。
所以，我們應該為莉莎換肝嗎？我不後悔做那個決定，但我很後悔我們術後對她的處理。我們知道她是高風險群，知道有20％的患者移植後會故態復萌。她有那麼多活下去的理由，她如此聰明迷人──當她表示會戒酒時，讓人如此深信不疑。由於她一開始的狀況出奇的好，我們便誤以為她不會有事。
我們努力在我們的計畫中提供支援和諮詢輔導，協助患者出院後找到心理專業人士，或在我們認為必要時，送他們去適當的勒戒單位。可是當莉莎告訴我們她已不再喝酒時，我們相信了，就跟莉莎一樣。她非常具說服力，因為她自己也相信沒事。我至今對她的病例感到難過，杰伊和他的家人不該遭受這種事，莉莎也是，她是個患了惡疾的好人。
是的，成癮是一種疾病。成癮不表示你很脆弱、不好，或者你就該死。酗酒無須羞恥，但你需要請求協助。莉莎因為太過窘迫，沒有採取可能救她性命的動作。
不過我還是會問自己，如果莉莎要求協助，我們當時懂得要怎麼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