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我首度開始思考台灣這個島嶼所面臨的軍事威脅，是因為二〇〇五年夏末的一次經驗。我為了學習中文，才剛到台灣幾個星期。那天放學後，漫步走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上，準備去搭捷運。就在此時，一陣尖銳的警報聲突然響徹雲霄，狠狠劃破了台北夏天悶熱而沈滯的空氣。
我馬上抬起頭來，想看看天空是否有任何異狀。我是伊利諾州鄉下長大的小孩，家鄉到處都是玉米田，對我來說，「警報聲」意思就是龍捲風來了，快躲！但是，我看來看去，台北的天空一片澄藍，完全不見任何龍捲風即將來襲的可怕雲體。
突然間不知從哪裡冒出大批警察和軍人，我周圍都是。要知道，我可是生長在警察世家，場面也見過不少，但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多的執法人員集中出現在同一個地方。這倒有點像每年三月芝加哥舉辦聖派特里克節（St. Patrick’s Day）遊行的時候，大批警察聚集的情況。只不過台北的規模更大、氣氛更肅殺，而且沒有人演奏愛爾蘭風笛。
軍警首先迅速阻斷路上車輛交通，然後很嚴肅的示意我們這些行人馬上離開人行道。我躲進一家台北街頭隨處可見的統一超商，然後從玻璃櫥窗往外面看，平時熙來攘往的台北街頭此刻是一片怪異的死寂，只有不時響起的可怕警報聲，以及公家單位黑頭車呼嘯而過的聲音。
眼前景象感覺很不真實。放眼望去，每個十字路口都有執法人員站崗，所有車輛都靜靜停在路邊，神色緊張的公車乘客魚貫下車，大人帶著小孩迅速地從私家車下來尋找躲避點，還有許多用摩托車載著孩子的母親們急急忙忙跳下車，帶著孩子躲避到最近的建築物裡面。任何可稱得上掩蔽物的地方，底下都聚集著一堆一堆人群。
這時我突然看懂了！這是一場防空演習。於是我再度抬頭看天空，現在我有點想看是不是真的會有噴射戰鬥機在天上飛過。這是真的空襲嗎？炸彈真的要掉下來了嗎？我早就知道台海情勢一向劍拔弩張，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如果中國對台展開軍事偷襲的話，情況會怎樣。
後來，我在台灣一共待了四年半。開頭時真的有點擔心對岸哪天會打過來，隨著時間過去，也就慢慢習慣了，躲空襲警報也成了生活的常態，甚至感覺蠻自然的。當然，生活裡還是會有一些事提醒我：台灣這個島國仍然面對著她未卜的命運。二〇〇七年十月十日，台灣政府舉行了一場閱兵大典，一列又一列的戰車和飛彈發射器就從我的住處附近經過。
閱兵大典後不久，戰爭的陰影又悄悄籠罩在台灣上空。二〇〇八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在台北的外國人圈子裏，流傳著一些無法證實但令人驚心的謠言，其中一則是說，美國已經在太平洋秘密部署了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以確保台灣的總統大選不受干擾。
我找了一天跑到東北角的一家咖啡廳，選了戶外的位子，慢慢啜著咖啡，一邊遠眺灰暗冷冽的海洋。我在想，對岸的中國有沒有什麼動靜？遠方看不見的海洋上，是不是真的有美國海軍軍艦正在巡弋？不過，我坐了大半天，海上除了貨櫃船和漁船，什麼都沒有。於是我下了結論，我聽到的謠言都不是真的，完全是自己嚇自己，海水如此平靜，實在很難讓人聯想到那些地緣政治的紛爭。
後來我才知道我完全錯了！多年以後，兩個朋友告訴我一些故事，證明了當年的謠言其實距離事實不遠。我有個好友是美國海軍情報官，二〇〇八年情勢緊張的時候，他派駐的軍艦原本在菲律賓海，奉命駛往台灣東部海域巡邏。回想起來，那正是我坐在海邊喝咖啡的同一時刻。
「船上的槍砲都上膛了，你說有多危險？」他一臉嚴肅的告訴我：「那年春天，我們隨時可能和中國打起來。一般民眾不知道而已。」
另一個朋友當時在政府的安全部門任職，他也證實了那種焦慮的氛圍。他說，海峽對岸的中共軍方已經在調動部隊了，軍事活動的頻率不斷增高，有些情報分析甚至解讀這就是中共發動攻擊的前兆。他對我講了同一句話：「槍都上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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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我回到美國，經過冗長的面試，在海軍下轄的海事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NA）找到一個工作，負責分析中國的訊息。海事分析中心是美國聯邦政府贊助的智庫，服務對象是美國海軍以及陸戰隊。工作有些超棒的福利。比如說，身為菜鳥分析員，我可以去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軍港參觀軍艦。還有比這更刺激的，就是去華府南方寬提科的靶場，和海軍陸戰隊員一起用機槍打靶。
當時，中國代表團會定期訪問華府進行雙邊軍事對話，有些活動就是由我們中心主辦。這種活動的目的是讓雙方增加互信，不過我看來好像沒什麼效果。這些中國將領看待美國的態度，不但冰冷，而且幾近仇恨，這當然讓人有點驚訝。
每當提到台灣議題，這些代表團的反應都很強烈。顯然整個中國政府，至少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幹部們，對台灣問題懷抱強烈的執念。看著這些中國官員一個接一個聲嘶力竭地爭辯著征服台灣是如何符合他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我開始了解，台灣政府每年舉辦空襲警報演習，真是未雨綢繆的智慧之舉。
我還記得一場特別尷尬的交流。那次我們準備了晚宴會，和我同桌的是三位不會講英文的中國將領，和一位頗為友善的美國海軍軍官，他只會說德文，不會講中文；整場晚宴幾乎沒什麼實質互動，氣氛實在詭異。我們的海軍軍官不斷努力對中國將軍們拋出一些有禮貌的話題，由我口譯。很不幸他的苦心完全白費，中國將軍們粗魯又充滿敵意。
這位美國軍官無計可施，只好丟出最後一招：「你們知道嗎？ 九一一那天我就在五角大廈上班，我有好幾位朋友不幸在當天的恐攻行動裡面喪命。中國和美國的軍方或許可以同意：恐怖攻擊對我們雙方是共同的威脅，我們可以攜手合作，讓類似悲劇不再發生。」我當然也忠實地把這番話翻譯給我們的中國朋友。
回應這番話的是一位乾瘦的政委，看得出另外兩位將領很怕他。他說，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攻擊是咎由自取，因為美國犯下了干涉他國內政的滔天大罪。「這就是你們的報應，」他不屑地說。
我差點以為我聽錯了。九一一恐怖攻擊是我們的報應？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把這段話翻譯回去給我們友善的海軍軍官。我停了很長一段時間，絞盡腦汁想怎麼修飾這位中國將軍的措辭。最後，我湊到美國軍官的耳邊說，「呃……長官，他剛剛說的是……」
這位海軍軍官是個健力舉重選手，他粗壯的脖子上開始慢慢浮現青筋。算這些中國人好運，晚宴就在這個時候宣告結束，這位中國將領肯定意識到自己太過份了，急急忙忙站起來轉身就走。而我們還留在現場的美國人也不知該說什麼，只好默默站起來離開。那種感覺很像我們剛剛滿懷善意遞出了象徵和平的橄欖枝，卻被對方狠狠吐了一口口水。
這次事件以後，我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幾年後我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又遇到了那位海軍軍官，他還記得當年的事。他說，他最近在夏威夷參加了一些類似的活動，在場的中國官員所表現出來的輕蔑態度，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很冷靜的下了結論：在沒有共同價值觀和善意的前提下，雙方很難建立任何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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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我轉移跑道，加入二〇四九計畫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一個專門研究亞洲安全議題的智庫，負責的範圍也變大了。不久我就以二〇四九計畫研究所代表的身份外派東京，進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擔任訪問學者。
在這個學術交換計畫裡面，包含了參訪美國和日本的軍事基地。參訪過程中我發現，很多軍官都相當憂慮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且對於美國屈服於中國壓力而凍結對台軍售一事，也深感不解。
空軍最擔心的是戰爭爆發後，中國一定會對美國駐在沖繩的部隊發射飛彈，排名第一的目標肯定是嘉手納，美國境外規模最大的空軍基地，一旦被炸後果不堪設想。有個說話很直接的戰鬥機飛行員告訴我，如果中國真的來襲，他希望當時自己正在空中執勤，因為基地裡的強化機堡抗炸能力不足。只有在空中迎戰，他才能報復敵人。
海軍則有別的憂慮。他們擔心中國的潛艇會擊沈美國航空母艦，例如喬治華盛頓號，或是兩棲艦隊指揮艦藍嶺號，美國太平洋艦隊唯一的一艘指揮艦。在東京時，我曾和一位驅逐艦的艦長一邊吃壽司喝清酒一邊聊天。他很平靜的告訴我，為了保護老大（當時第七艦隊指揮官羅伯・湯瑪斯中將），他有信心他的驅逐艦有能力擊落中國反艦飛彈。但讓他晚上失眠的場景卻是：敵人魚雷神不知鬼不覺穿越了他的警戒線，朝著藍嶺號奔去。
沒有人能真正預見情勢將如何演變，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旦中國發動攻擊，所造成的後果，將比九一一加上珍珠港事變的總和還要嚴重很多。我在石垣島遇到一位勇於直言的美國外交官，他說台海根本就是個巨大的戰爭陷阱，會絞進去很多美國人的性命。
在這些交談中，有個問題不斷困擾著我。如果大家都擔心中美兩國因台灣問題而開戰，為什麼討論此事的論著如此之少？有些學者雖不避諱討論和中國衝突的問題，但他們認為台灣目前不是中國的注意力所在，中國關切的是南海問題，在中國眼中海權爭議才重要，台灣問題沒有那麼重要。
但我無法同意他們的觀點。我越深入研究，就越來越確定台灣才是解放軍的核心任務，我們如果對此事一直維持一種盲目的樂觀態度，或是只關注一些熱門話題，那我們就犯下了非常嚴重的疏忽。
自從那年我在台北首度體驗到防空演習，我心中就不斷思考「中國會如何攻台」這件事。十年來我努力研究，卻發現與此議題相關的公開資料少得可憐。
我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讓各界對兩岸形勢有更深入的了解，激發美國相關單位投入研究工作。如果我們不知道中國軍方對進攻台灣的真正想法，不知道解放軍認為自己有何不足之處，不知道解放軍會如何解決攻台的執行面問題，那麼我們等於對當代軍事、政治上最重大的議題失去了理解。當然，本書微薄的篇幅無法將所有議題涵蓋周全，台海問題這個拼圖還有很大部分沒有完成。我誠摯希望，本書是未來更多研究之路的起點。
為什麼本書要用Z日取代D日
在本書中，我並不採用「D日（D-Day）」這個名詞來指稱中國攻台的登陸入侵攻擊發起日。歷史上廣泛使用「D日」代表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展開「大君主行動（Operation Overlord）」的那一天，亦即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諾曼地登陸日。但是，若把「諾曼第登陸」聯想到「中共攻台登陸」，是很不恰當的。對於美國人以及英語系國家的人民來說，「D日」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光輝燦爛的時刻。雖然有時軍事專家會把「D日」當成非專屬名詞，而做較廣泛的使用，但在一般人心目中「D日」帶來的情感是崇高而熱血的，和本書討論的侵略主題，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本書把日後中國對台灣發動登陸入侵的假想日，定義為「第零天」，英文叫Zero Day，或稱Z日，用來指稱未來中共攻台的登陸日。這一天到底是哪一天？目前不知道，因為解放軍或者還沒定案，或者還是機密。在本書中，Z日這個名詞將合併數字與加號、減號一起使用，來指稱登陸日之前或之後的特定日期。例如，Z減五日代表解放軍登陸台灣之前五天，Z加五日則代表解放軍登陸台灣之後五天。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討論納粹侵入英國的可能性時，曾使用「Z日」這個名詞來指稱納粹登陸英國的那天。希特勒原本想在一九四〇年入侵英國，後來因為英倫空戰輸太慘，只好終止入侵英國的計畫。
導讀序言
薛瑞福（Randall G. Schriver）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亞太），2049計劃研究所總裁
廿年的時光轉眼而逝，一九九五到一九九六年間的台海危機發生至今，台海這個「閃燃點」好像已從美國決策者和軍事家們的腦中淡出，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已經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恐怖攻擊事件需要立即處理、全球經濟不景氣需要立即處理、網路資安事件需要立即處理、核武擴散需要立即處理、全年無休的全球政經緊張情勢需要立即處理……華府彷彿無時無刻都在危機狀態，沒時間去理睬長遠的戰略大局了。
就因為這個原因，美國現在的對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對台（台灣）政策，依舊凍結在一九七〇年代晚期發展出來的架構當中，可是當時美國外交政策所面臨的挑戰，和今日完全不一樣。外交政策若要發揮效用，就必須隨著時間不斷演化，並緊貼著第一線的新事實不斷調整。而亞洲的情勢早已產生很大的改變，台灣海峽的情況更是如此。
雖然亞太有不少地區依舊是在威權或是復仇心態的統治之下，但台灣已發展成為一個活潑的民主政體，無論在人權議題或政府治理上都是模範生。台灣的成功故事，就是美國的成功故事，兩邊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時期互為盟友，而最近幾年台灣在阿富汗重建工作擔任主要的捐助者角色，在一系列全球人道危機發生時率先出力響應（例如海地地震災情、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更是美國在區域安全事務上的緊密夥伴。遺憾的是，台灣在國際事務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往往沒被看見，台灣付出的辛勞往往未獲肯定。
同一時間，在海峽的另一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興起，有望成為主要的競爭者。中國的軍力快速成長，主要目標就是要以武力解決兩岸主權問題，同時在美國出面干預時予以阻絕或擊潰。中國不斷研發攻擊性武器，並將之大量部署在前線。這些武器包含彈道飛彈、無人機、太空戰力、兩棲攻擊艦隻、隱形潛艦，還有信息戰與電子戰的攻擊能力。中共的這些武力發展，將會削弱美國在亞洲地區盟友的信心，從而擔心萬一發生最壞的情況，美國是否有能力保衛大家的安全。換個角度看，中共的軍力發展也會侵蝕以美國為首的區域安全架構，讓不穩定的感覺逐漸蔓延。再這樣下去，台海彼端的中國軍備增長，極可能帶來悲劇。
美國國會頒布的〈臺灣關係法（U. S. Law 96-8）〉載明，美國的國家政策是「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形式的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身為美國人，不管是基於我們的崇高理念，或是著眼於現實的美國國家利益，我們責無旁貸，必須協助台灣做有效的自我防衛。
放眼未來，美國國防部應當立即研議創新的策略，提升美台之間的防衛與安全關係。美國對台的重大軍售案也應當定期地、規律地進行。不過，單單依靠武器銷售，無法確保和平，因此我們也當尋求適當方式，將台灣這支高效能的軍力納入美國的區域安全架構，尤其是在海域警覺、彈道飛彈防衛、人道協助及災後救援等工作上。另外，雙方也急需進行艦隻互訪、高層接觸、聯合訓練與聯合軍演等事項。
台灣的部隊值得受到尊重，值得以尊嚴對待。美國的男女官兵也必須盡一切努力做好準備，處理眼前已知的危機。如今，美國、台灣與其他亞洲民主國家正面臨真實的危機。為了維繫這個重要區域的長期和平與繁榮，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難題，迅速拿出行動來克服難題。這樣看來，本書恰好可以促進大眾對相關議題的認知，也為政策辯論注入更多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