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帝國主義雙螺旋的顯影劑
◎楊照 （作家/評論家）
英國史家霍布斯邦寫過權威的『十九世紀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是「革命時代」，第二部「資本時代」，第三部則命名為「帝國時代」。
帝國時代接在資本時代後登場，這樣歷史描述根本上承襲了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說法。的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有著密切且複雜的關係。
從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有一層因果關係。依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的運作基礎是資本家獨佔了工業生產上的「剩餘價值」，將本來應該屬於勞動者的價值，佔為己有，因而創造了資本累積，創造了資本家的巨大財富。然而，這樣的關係裡，藏著資本主義的自我矛盾。生產工具控制在資本家手中，所以能夠壓迫勞動者，榨取出最多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又都掌握在資本家身上，勞動者越來越窮，勞資的差距越來越大，勞工的消費能力就算沒有越來越低，至少也是停滯不前，那麼，眾多工業製成品，豈不就無法找到相應成長的市場了嗎？
如果讓勞動者增加消費能力，就意味著工資水準上升，也就意味著資本家的利益減少，對整個體系的控制下降，這是不能做的。那怎麼辦？唯一的辦法，要在既有的勞動者之外，找到新的市場。用國家的力量，對外征服殖民地，方便地提供了這樣的出路。殖民地既是過剩製成品的強迫市場，以其市場胃納保住了生產規模和產品價格，更重要的，殖民地同時供應了大量的勞動力，近乎無償運用的勞動力，又可以保證殖民母國的工資不會有上漲的壓力。
有了帝國主義擴張帶來的市場與勞動資源，資本主義才能延續其剝削形式，所以帝國主義的發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一點都沒有好處，還有許多壞處，勞動階級要爭取自己權益，必須在「反資」的同時，也就必須「反帝」，這是列寧話中清楚的革命策略意涵。
從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還有另一層因果。帝國主義的發展，帶來了這幾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間激烈的競爭，競爭最極端的形式，就是戰爭。從遠方的殖民地，打到歐洲本土；從傭兵進行的區域衝突，到全國動員模式的大型戰爭佈局。
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一要有人，二要有錢。戰爭不只耗費人命，戰爭耗費資財的速度同樣驚人。
十九世紀的戰爭，規模與破壞力突飛猛進。因而打仗所需要準備的金錢，也就呈等比級數跳升。如果在取得經費的方式與效率上，沒有相應的突破變化，老實說，誰也打不起這種戰爭，這種戰爭也就打不遠打不久了。
配合戰爭出現的變化，是金融資本主義的進展。沒有足夠經費的政府，可以靠借錢的方式來準備戰爭來打仗，而且也就出現了隨時可以作為政府後盾，借錢給政府、或替政府借錢的大金融資本家。他們自己手上有錢，更關鍵的，他們懂得如何聚集別人的錢，幫政府發賣公債。
憑什麼政府可以借到錢？為什麼有人願意提供這些錢給政府去消耗打仗？因為借錢打仗的，都是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海外殖民地的利益，這是借錢最大的抵押保證。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那麼龐大的金融資本，不可能形成；倒過來看，沒有龐大的金融資本作為軍事戰爭後盾，帝國主義也無法進一步擴張。兩者互相纏捲，螺旋式地彼此坐大，就成了十九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歷史變化。
這樣的變化，實質改變了世界的樣貌，改變了國家、政府的性質，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模式。然而，描繪這段歷史時，帝國主義的核心主體──政治、政府、軍隊、殖民者，受到了集中注意，相對地，與帝國主義構成雙螺旋結構的另一核心主體──金融資本家，卻長期隱身在主流歷史敘述背後，鮮少被拿到檯面上來討論。
在那個國家財政制度還未完備的時代，幾個大型金融資本家族對於各國戰爭的影響力，遠超過國家的正式財政部。漏掉他們如此關鍵的角色作用，歷史的紀錄必然不完整，很多歷史事件的因果甚至就必然變得無從解釋了。
《貨幣戰爭２金權天下》一開頭，講述了一八六六年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戰爭，普軍在薩多瓦會戰中獲得大勝，隨而進逼奧國首都維也納，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卻堅持停戰，要趕緊跟奧地利簽訂條約。單純從軍事戰略和政治佈局，乃至加上宮廷鬥爭因素，都無法合理解釋俾斯麥的立場。但是，只要加上一個簡單的變數，原本看來如此難以理解的事，就變得在明白不過了。普奧戰爭打到第七週，俾斯麥沒有能力再動員更多的金錢打仗了。他必須趁奧地利方面發現這樁事實前，利用手中的優勢，見好就收。
這樣的例子貫串了全書，書中詳細紀錄了協助俾斯麥進行金融動員的，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是帝國主義體制下，真正最大的獲益者，他們是革命後舊貴族垮台後，在歐洲悄悄誕生的新貴族，他們享有財富與地位的基礎，不在是傳留下來的封建血緣與身分，而是快速擴大規模的資本市場。
這些人不像拿破崙那麼有名，寫進每一本歷史書裡。但他們逐步興盛的過程，其戲劇性往往不亞於一般流傳的拿破崙故事。這些人，幾乎都出身相對不利的背景，很大一部分是飽受歧視的猶太人，另外一部份是長期被教廷與宮廷以異端罪名迫害的新教徒。正因為缺乏札實的社會地位，這些人才會從事教廷、宮廷反對、看不起的行業，從借貸抽取利息開始了金融資本的運作與累積。
猶太人所受的歧視待遇，在這個過程中逆轉成為讓他們在金融領域出頭的特殊條件。他們不受教會借錢不得取息規定限制，願意承擔違犯教規下地獄的風險，早早就壟斷了借貸的行業。而且，少數民族的身分，讓他們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發展中，跟每一個國家的政治都保持距離。沒有人需要擔心他們會用聚攏的財富，轉換成政治上的操控，於是，他們跟每一個政府都能保持金融關係，遊走全歐洲。還有，猶太文化中對家庭家族傳承高度重視，於是猶太金融事業，就可以沿著家族血脈長遠延續，並不斷擴張。
金融的大動脈，掌握在相對缺乏政治權力與社會發言權的猶太人手上，也是造成這塊歷史變數隱藏在模糊黑幕中的一項主要原因。《金權天下》最大的貢獻，就是讓這些金融家族，在歷史中現身，邀請讀者集中注意辨識，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家族，用了什麼樣的手段操控資本，又如何在每一個歷史事件背後，發揮了怎樣的影響。
換句話說，《金權天下》幫我們補上了金融家族這項歷史因素，讓我們對十九世紀後半開始，西方國家權力此消彼長的來龍去脈，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認識。《金權天下》試圖說服讀者，真正改變世界的，不是檯面上的政治或軍事英雄，而是他們背後的超級金融家族，或者說，許多檯面上的政治或軍事英雄，從俾斯麥、希特勒到巴頓將軍，其實都只是超級金融家族操控的棋子而已。
為了讓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金權天下》有時不免用上稍嫌誇張的手法。例如，理解國際金融家在巴拿馬運河上的利益算計，跟一九三○年的巴拿馬革命之間有密切關係，是一回事；將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出來的革命活動，簡化成是國際金融家提供十萬美金去「訂製」出來的，是另一回事。前一種認知，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後一種說法，恐怕就只適合拿來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了。
為了凸顯這些金融世家的天大本事，《金權天下》書中也就較難如實呈現他們所受到的強烈限制，以及他們成就的極限。如同前述，他們取得力量的條件，來自於隱身幕後，所以他們很少跟社會能夠進行直接、有效的互動溝通，於是一方面依賴他們的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就可以利用社會情緒來制衡、甚至威脅他們。不管多有錢，不管有多大的金融動員本事，一路過來，金融世家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自由。
另外，跨越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時期裡，「金權」的形式其實有過許多階段的不同變化，尤其是國家金融與國家財政系統一路在和私人金融家搶奪「金權」，而且大部分時候國家都處在步步進逼的強勢地位，如果我們以為十九世紀中葉和二十世紀末的「金權」具有同樣的歷史性質，那可就是天大的誤會了。
【關於導讀者】
楊照
知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東亞史碩士，曾為、博士候選人，研究專長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社會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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