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擔任過基層士官、空降傘兵、陸軍突擊兵、連指揮官、西點軍校的心理學教授，目前則是執法機關的訓練講師。我參與過聯邦調查局（FBI）、緝毒署（DEA）、菸酒槍砲及爆炸物管理局（ATF），以及秘勤局、聯邦法警、還有中央情報局（CIA）的男女探員訓練，也曾在伊利諾州擔任過預備役的副驗屍官。我先前的著作把焦點聚集在大多數美國人寧可不去想的一個主題—「殺戮的行為」。
作為一個軍事心理學教授、學者、以及訓練講師，我對於研究殺戮的行為，尤其是我們如何訓練士兵進行殺戮，產生了興趣。其他研究者曾經探究過戰爭的一般性機制與本質，但就算有這些研究的累積，卻沒有人針對特定的殺戮行為進行討論，包括：這種行為的近密性（intimacy）與它帶來的心理層面衝擊、它的各個發展階段、它的社會與心理意涵還有後座力、以及它所造成的混亂失序狀態等。
我的第一本著作─《論殺戮》（On Killing），正反映了我希望填補上述研究空缺的意圖。時至今日，該作已經被列入美國海軍陸戰隊管理軍官的專業閱讀清單，並且被翻譯成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韓文、日文、以及中文。隨著該書的寫作，我對我們人類的天性下了一個令人安心的結論：雖然幾世紀以來暴力與爭戰的傳統從未間斷，但是一般人類的天性卻並非崇尚殺戮。
多年以來，我深入科學資料中，發現了存在於人類的「安全閥」（safety catch），它先天就存在於我們這個物種的深層內在，避免人類彼此殺戮或相互嚴重傷害。我在軍警訓練中研究如何避開這個安全閥，但卻隨著這樣的研究而出現一個內心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要關閉這樣的安全閥，教導士兵們在面臨死亡威脅時進行殺戮是如此之難，那為什麼犯下刑事暴力犯罪行為看起來卻是那麼輕而易舉？
本書正代表著我回答上述問題的意圖。
我是一個服役24年的軍人。我曾在第八十二空降師擔任士官，在第九師（高科技測試部隊）擔任排長，並且曾在第七步兵師（輕裝）擔任參謀官以及連指揮官。我是一名傘兵，也是一名陸軍突擊兵。我曾被派駐北極凍原、中美洲叢林、北約總部、華沙公約簽約國、以及數不完的山區與沙漠。我是軍事院校畢業生，從第十八空降團NCO學院到原大不列顛陸軍參謀學院。我以最優成績（summa cum laude）的歷史系學生身分從大學畢業，在研究所則是以心理系研究生身分取得Kappa Delta Pi榮譽。我曾有幸與威廉．魏斯摩蘭將軍（General William Westmoreland）擔任全國退伍軍人領袖早餐會（National Veterans Leadership Breakfast）共同演說者；也曾在第六屆美國越戰退伍軍人年會（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Vietnam Veterans of America）擔任主題講者。我曾任職許多不同的學校職位：從初級中學輔導老師到西點軍校心理學教授；也在阿肯色州立大學的軍事科學系擔任過軍事科學教授與系主任。
我一生努力的目標一直是找出殺戮的形成機制。過去數年來，我的主要動機已經從了解戰場上的歷程轉變為：透過我取得的知識來了解當前在我們社會出現這一波幾乎令人震驚地常見的暴力殺戮之成因。
殺戮此一主題會使得多數健全的人不自在，而在本書中所討論的某些特定議題，將會令人作嘔。我們寧可轉身背對這些議題，但正如同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賽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曾提出的警語：「只因對於某事物元素的畏怖所造成的強烈厭惡感，便拒絕去思考該事物，不僅對任何目的均屬無益，即便對於個人也無任何好處。」身為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布魯諾‧貝托海姆（Bruno Bettelheim）便主張：我們之所以未能成功對付暴力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不願去面對它。我們否認我們也會為了「暴力的黑暗之美」譯註一感到著迷；我們譴責攻擊行為，但只是去壓抑它，而非合理的觀察它，嘗試去理解或控制它。
如同你在後續章節將會看到的：這個國家的教育者、家長、學生以及社區所面對的挑戰並非互無關聯。過去50年來，數以千計針對暴力電玩與其他媒體對我們的孩子身心健康產生影響的相關研究，已經為我們國家所面對的現況找出了解釋。這樣的主題，時至今日，在我們仍深受如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屠殺案（20位兒童、6位教師被害）、奧蘭多夜店屠殺案（49人被害）、以及近日發生，前所未見在各大城市爆發的殺人事件衝擊的狀況下，尤其具有特別的關聯性。我希望本書為家庭、學校以及社區提供實際可行的行動計畫，讓我們能開始採取必要步驟，確保我們的孩子安全且健康。
我清楚記得將我的研究意念從戰場上的士兵轉移到身旁綠草如茵的街坊社區的這個事件。1998年3月，我剛從陸軍退役，並在我阿肯色州瓊斯波若（Jonesboro）的基地開始擔任軍事訓練講師。我最小的兒子喬（Joe）當時就讀中學。一天早上我接到來自我佛州姑媽的電話，當時我正在為一趟前往加拿大的軍事訓練打包。「新聞上那個是喬的中學嗎？」她問。我打開電視。每個頻道都正在播放這則新聞報導—「瓊斯波若中學校大型殺人事件」。瞬間我腹中如受重擊；我完全動彈不得。我無法描述當時恐怖全然籠罩我心的那種感覺。
一名11歲的男孩從後門衝出去之後，啟動了火災警報。之後他跑向他13歲的友人；這個13歲的男孩當時正在視野可以俯視學校的小丘上等他。師生們隨著警報紛紛從校園建築中魚貫湧出，但殺手們正等在逃生門外以鎖定射擊範圍，進行開火。總共有13名小女孩以及2位教師遭到槍殺。
當時我一顆心幾乎要從口中跳出，急匆匆趕到了我兒子的學校。到場我才發現：這次的殺戮事件事實上並非發生在喬的學校，而是在城裡的另一個學校。瞬間我鬆了一口氣，繼之而來的感覺是憤怒。像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老家的城市裡？
身為一名創傷後壓力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譯註二的專家，我在事發當天也是到學校現場的團隊一員—就在那一天，2個男孩刷新了人類史上青少年大量殺人案的紀錄。聚集在體育館內，我與其他諮商人員把在戰場上學到的經驗，應用到我友人與鄰居的孩子身上—這些經驗原本是用來訓練士兵應對重大事件的任務性提問。來自救世軍、紅十字會、執法單位還有幾個本地教會的代表們也在現場協助我們。我們待到次日清晨，只為了協助這些人們弄清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為什麼？就在門外，血淋淋的證據猶未凝結。為什麼？為什麼？究竟為什麼？
像瓊斯波若屠殺這樣的事件發生時，我們總是會討論死亡人數。有時我們也會討論傷者人數，但我們卻不會去計算那些情緒受創者的數字—問題是，這數字所造成的威脅卻可能在其後的世代之間不斷迴盪。事實上，當天我們在阿肯色州瓊斯波若所輔導的那些孩子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問題的答案。
並非只有這些孩子面對這樣的狀況。繼瓊斯波若屠殺事件後，又有珍珠鎮（Pearl）、帕杜卡（Paducah）、春田市（Springfield）、利托頓（Littleton）、艾丁伯羅（Edinboro）、桑蒂（Santee）、聖地牙哥（San Diego）、摩西湖（Moses Lake）、伯特利（Bethel）、紅湖（Red Lake）、新鎮（Newtown）以及其他地方的事件。有桑迪胡克小學、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北伊利諾大學、路易西安那職業學院、加大聖大芭芭拉分校、安普瓜社區學院、北亞利桑那大學。4名員警在華盛頓州萊克伍德市（Lakewood）一家咖啡館遇害；在一場科羅拉多州奧羅拉（Aurora）的電影放映中，12名無辜者被殺，59人受傷；在南卡查爾斯頓（Charleston）教堂中有9人死亡；在佛州奧蘭多（Orlando）一家夜店裡則有49人遭難、53人受傷(譯者添加內容，無法與原文對照)。在我們近代歷史上竟有如此程度的暴力存在，我們更應該克服我們的反感，去理解人類為何會爭鬥與殺戮。而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解是什麼可以避免人類這樣做。
「媒體裡的暴力會造成街頭的實際暴力」這種觀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以及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都已經對媒體暴力與社會中實際暴力的關聯，做出明確聲明。早在1992年，美國心理學會便已針對媒體暴力與實際暴力之間無可否認的關聯通過決議，並做成結論指出：觀看媒體上的暴力會導致攻擊性態度與行為的增加，尤其對兒童更是如此譯註三。2000年7月，美國小兒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以及美國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也加入APA與AMA的行列，在兩黨雙委員會聯席國會聽證中，作出如下聲明：
#超過一千份以上的研究，包括了來自衛生部長辦公室，國家心理健康協會（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以及無數由醫療公衛組織領導人物的研究報告等，壓倒性地指出媒體暴力與某些兒童呈現攻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公衛社群基於30年研究所得的結論則是：觀看娛樂性暴力可能導致攻擊性態度、價值、與行為的增加—尤其對於兒童而言。其影響是顯著可測得且持續存在的。此外，延長媒體暴力的觀看時間可能導致在現實生活中對於暴力的情緒降敏（譯註三）。#
2005年，APA再次針對電玩遊戲與互動式媒體中的暴力發表決議，強調：暴露在暴力電玩遊戲下會增加兒童與青少年的攻擊性行為，並減少其助人行為。2015年8月，APA又針對同一議題發表另一項決議文：「接觸暴力電玩遊戲與攻擊性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是最詳盡且已經被證立的研究之一。科學研究已證實：使用暴力電玩遊戲，與攻擊性的行為、情感、認知功能的增加，相對於近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同理心和道德參與等的減少之間，有關聯性存在。」譯註四
就算科學證據是決定性的，但是辯論卻尚未止歇。就在不久前，我們才聽到「科學家們」宣稱香菸不會致癌；但今天我們知道他們這種論點其實是由菸業對消費者刻意散佈的假資訊。到了2014年，一小部分的研究者也宣稱暴力電玩遊戲與其他媒體不會造成社會上的暴力。這些人的研究金援當然不虞匱乏，其研究自然也保證受到研究所保護的媒體報導。不過，他們卻也同樣劃下了跟幾年前這些護菸派科學家相同的道德與科學界線。
我們的敵人是拒絕面對現實。拒絕面對現實就像用一張巨大的毛毯蓋著頭，這樣才可以假裝壞人永遠不會來。拒絕面對現實一而再的殺害我們：當暴力趁我們不備來襲時，它在現實層面第一次屠戮我們；而當我們原可預防暴力卻未這樣做時，它在心理層面第二次加害我們。
我在戰場上對於殺戮心理的深入研究，無疑地將我引到這個問題的面前：我們的公民，尤其是兒少，怎麼會有如此多人，能如此輕易地對彼此以暴力相加？想了解這種「暴力的病毒」，必先從評量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即便在今日醫療科技壓低謀殺死亡率，人口持續老化，以及不斷持續增長的暴力犯監禁數字之前，為何暴力犯罪事件仍持續增加？在軍事訓練中，我們的軍隊利用心理制約的方法來幫助部隊「關上」多數健全人類避免殺人的本性安全閥。但電子遊戲產業卻無差別地將這些心理制約方法運用在他們的遊戲玩家身上。數以千計的周延學術研究已經證實：如果你在兒童的生命中播下暴力的種子，你就更有可能嚐到暴力行為的苦果。
有解方嗎？有。解方就在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SMART媒體關閉計畫，以及克莉絲汀的「接受挑戰」媒體排毒課程之中。上述解方證明了：如果我們把媒體暴力從兒少的生命中去除，我們就能降低一半的校園暴力與霸凌，減少肥胖以及需求玩具的叨念，並且提升考試成績達兩位數以上。如果你因為讀了本書中這些令人沮喪的統計數字以及壓倒性證據而開始覺得絕望，可以直接跳到第八章與第九章去看看你今天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現狀。
透過我們對媒體暴力在兒少身上發生效應的檢視，我們希望可以協助你更深入了解前述那個至為重要的心理安全閥，它究竟如何運作，以及你我能做些什麼，以再次將它打開？
不妨想想下面這個案例：1997年在肯塔基州帕杜卡，一位14歲的高中新鮮人譯註五對著校內大堂一個祈禱圈開了八槍。他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相對於此，2年後備受爭議的阿瑪杜．迪亞洛（Amadou Diallo）槍擊案中，訓練精良的紐約市警局（NYPD）警官們近距離開槍射殺了一名未持武器的男性，總共開了四十一槍，只有十九發擊中。這些警官的擊中率低於50%，彈著點則是散見於死者的腳到頭之間。就執法圈內而言，5成的命中率大概可以算是在恐懼誘發的「先掃射-後祈禱」（spray-and-pray）譯註六反應下正常準確率範圍。反觀上述的帕杜卡高校槍擊案譯註六當中，這位14歲男孩對一群驚惶失措的兒少開了八槍，竟然分別命中八人。其中有五發是命中頭部（幾乎全命中面部），其他三發則是命中上半身。
在犯下這宗大型謀殺案的幾天前，犯人曾偷了把手槍並射擊了兩個彈匣的子彈作為練習。在這之前，他從未開過真槍。
當我訓練特種部隊與執法機構的人員，包含FBI、綠扁帽、洛杉磯霹靂小組、以及德州遊騎兵（Texas Ranger）等經過嚴格武器訓練的戰士時，他們聽到帕杜卡那位男孩的精準度，都相當震驚。無論在執法機關、軍事部隊或者犯罪史的記錄年鑑中，我們都找不出相等的表現。然而這樣前所未見的射擊表現，卻非出自心智喪失的前軍隊成員類型，而是出自一名14歲男孩之手；而這位男孩僅有在這樁悲劇案件發生前開過一次真槍。
目擊者的證述指出殺手的臉上有一種奇異的、冷靜的表情。他用雙手持槍，槍口朝上；射擊時從未過度偏移到身體的左側或右側。他的第一發子彈直接命中他女友的雙眼之間。之後，他持續對每個在他視野內出現的目標射擊一發子彈。依據男孩姊姊的書面記錄，她一開始為了制止弟弟，所以朝弟弟的方向移動，可是後來她猶豫了。姊姊回憶起當時的想法：「他不知道我是誰，他會殺了我。」之後姊姊便朝相反的方向逃生。
這樣一個青少年殺手能在射擊上取得如此的「成就」，他的秘訣是什麼？是什麼讓他能這樣冷血地、平靜地、精準地執行槍擊？
事實上，殺手已經每天練習達好幾年—他透過第一人視角的射擊遊戲練習。雖然現實中他是針對一群活生生的人類射擊，但是殺手腦中處理這些事件的方式與他平素打射擊遊戲的時候無異—回歸到一種近乎無我的狀態（mindless state）。而這樣的狀態已經透過多年在家中操作電動遊戲的制約訓練譯註七，銘刻到他的神經系統中。他平靜地對每個在他的「螢幕」上跳出來的目標射擊一發，將子彈送進目標的身體。
並非每個熱愛暴力電動遊戲的孩子都會成為大型槍擊案的兇手。但是，在本案的狀況，建立電動遊戲與殺手行動之間連結的證據，確實強而有力。
在軍事訓練中，研究者發現絕大多數射擊者會在瞄準一個目標後不斷射擊，直到目標倒下為止。接下來在評估結果後，射擊者再決定是否向下一個目標移動。帕杜卡殺手這種對每個受害者只開一槍（特別注重射擊頭部），之後就向下一個目標移動的手法，在人類的戰鬥當中極不尋常。不過，大多數早期的電動遊戲都訓練玩家執行一發斃命的射擊方式。在遊戲中的目標倒下之前，玩家會即刻往下個目標移動，並再次射擊目標，以在遊戲中獲得酬償，盡量把分數衝高。這些第一代的電動遊戲訓練玩家對所有出現在眼前的目標射擊，越快速射殺越多目標越好。玩家會因射擊目標頭部而取得額外分數。最新一代的電動遊戲則用比較「合於現實」的方式訓練玩家，持續開槍直到目標倒地為止，不過這些遊戲仍然給予頭部射擊額外分數。
對於帕杜卡殺手以及近幾個世代受到暴力影響的其他孩子們而言，電動遊戲並不只是單純的謀殺模擬器而已。它是#大屠殺模擬器#。
在201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媒體研究者布萊德．布希曼博士（Dr. Brad Bushman）證明了：沒有真槍射擊經驗的電動遊戲玩家與非電動遊戲玩家，在拿起真槍射擊的表現上，電動遊戲玩家更能取得優異成績。相較於非玩家，這些玩家開槍「爆頭」的比例高達99%。布希曼博士說：「我們並沒有告訴玩家要去瞄準頭部—他們自然的這樣做，因為他們玩的暴力射擊遊戲酬償頭部射擊。」
電動遊戲不僅僅會教導玩家如何射擊，還會指導玩家要去射擊最有效的致命處：頭部與臉部。開槍射擊人的臉部是違反自然的。身為一個前任副驗屍官，我可以告訴各位鑑識科學研究指出只有非常少部分的蓄意殺人者會射擊被害人的頭部，至於會射擊臉部的就更少了。這種針對頭或臉部開槍的傾向，乃是電玩射手的註冊商標。
當我在參眾兩院說明完帕杜卡學校殺戮事件後，電動遊戲業的說客們私下提出了一件「機密」的文件給國會議員以及報導者—這份文件不僅僅攻擊我所進行的研究本身，還禁止任何人引用該文件本身。文件當中充滿了那些你會預期說客為了捍衛其委託業主而進行的曲解，但最令人憤怒的主張莫過於帕杜卡案當中的警方報告指出殺手在行凶當時眼睛是閉上的—亦即，他是盲目射擊的狀態。
事實上，警方的報告根本沒有這樣講。依據被採為審判證據的一份被告對其精神醫師的供述，兇手曾說：「我不知道，當時整個好像模模糊糊的、有一層霧的感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特殊字型)想#(特殊字型)我把眼睛閉上了一下子吧。」所有的目擊證詞都駁斥了兇手行兇時的眼睛是閉上這件事。還有，無論是對於兇手所進行的精神或心理衡鑑都指出：「他宣稱...當他開槍時眼睛是閉上的...很難採信。」此外，對我來說，一個未經武器訓練的年輕男孩如何能有這麼驚人的高精準射擊表現已經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說客們的說詞，就更令我難以接受。然則，遊戲業的說客們卻將這樣的說詞，當作是一項「事實」，提供給立法者以及報導者們。
為什麼呢？
究竟堅稱兇手行兇時是盲目開槍對業者有什麼好處？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兇手當天的犯行與他身為一個遊戲玩家所接受的訓練之間的連結，就太明顯了。如果兇手真的是閉眼行兇，還可以說他完全命中八名受害者是純#(特殊字型)運氣#(特殊字型)使然。
在多年研究校園殺戮事件的兇手行為，以及分析全世界幫派暴力與蓄意殺人、加重傷害等犯罪率不斷攀升之後，我們知道：今日一個孩子之所以能夠拿起一把填滿彈藥的武器，對他的同學友伴射擊，並非單純的巧合。這個孩子之所以能接受高度的殺人訓練，絕非僅是機率問題。
說客們之所以散佈上述那類關於帕杜卡殺手的說詞，乃是希望藉此鼓勵你，身處美國的社會大眾，對於這些影響現代社會的暴力病毒的擴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研究人員以及媒體之間的掙扎拉扯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科學家們在超過40年的時間裡已經證明了暴力媒體以及暴力行為之間的連結確實存在。但是媒體巨擘就這些科學家研究成果所做出的報導，卻極其稀少譯註八。
帕杜卡殺手在開槍射擊那些遇難的孩子們時，並沒有閉眼。我們必須睜開眼看清事實—這是我們虧欠那些帕杜卡受難者，以及那些每年成為暴力下獵物的數以千計孩子們的。帕杜卡案當中大量證據已經顯示兇手正是依照他被訓練的方式去行兇。透過這每一種「娛樂」，電動遊戲產業同時在供給我們的孩子們世界一流的武器訓練，並且從心理面去誘使他們相互殺戮。遊戲產業靠著供應孩子們這種致命訓練與邪惡思考模式所調製而成的毒酒，輕鬆賺取幾十億元—而這件事，正是本書希望將之從陰影中拖到烈日下來，接受公開檢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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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5年之前，從來就沒有過青少年對校園中的成員犯下大規模殺人事件的記錄。到了現在，這已經是世界性的現象了。
針對青少年校園大型殺戮事件，以下是我盡力蒐集所能取得的最完整清單。這份清單並不包括青少年殺害其父母、一對一的殺害、一對多的傷害（亦即無人死亡）、學生在校外遭到殺害、或者與幫派相關的殺人事件。也不包括兇嫌超過17歲的狀況。它就單純是一張青少年校園大型殺戮事件的清單。去注意一下頻率變快的幅度。也請注意，以下統計的數據都不計入加害人自殺的狀況：
1975：加拿大，布蘭普頓（Brampton）；2人死亡
1979：加州，聖地牙哥（San Diego）；2人死亡
1985：華盛頓州，斯帕納威（Spanaway）；2人死亡
1989：芬蘭，勞瑪（Rauma）；2人死亡
1993：肯德基州，葛雷森（Grayson）；2人死亡
1995：田納西州，琳維爾（Lynnville）；2人死亡
1996：華盛頓州，摩西湖（Moses Lake）；3人死亡
1997：阿拉斯加州，貝瑟爾（Bethel）；2人死亡
1997：密西西比州，珍珠市（Pearl）；2人死亡（兇手也殺害其母）
1997：肯塔基州，帕杜卡（Paducah）；3人死亡（5人受傷）
1998：阿肯色州，瓊斯波若（Jonesboro）；5人死亡（10人受傷）
1998：奧瑞岡州，春田市（Springfield）；2人死亡（25人受傷）
1999：科羅拉多州，利托頓（Littleton）；13人死亡（21人受傷）
2003：泰國，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2人死亡（4人受傷）
2004：阿根廷，卡門-德巴塔哥涅斯（Carmen de Patagones）；4人死亡（5人受傷）
2005：明尼蘇達州，紅湖（Red Lake）；7人死亡（5人受傷）（兇手也殺害其祖父母）
2009：德國，溫嫩登（Winneden）；15人死亡（9人受傷）
2012：俄亥俄州，查爾敦（Chardon）；3人死亡（3人受傷）
-----------------以下為譯者自行添加的內容，無法與原文內容對照--------------------
2013：加拿大，拉洛赫（請譯者確認發生地是否為Gatineau拉洛赫）；2人死亡（7人受傷）（兇手也殺害了兩名校外的表親）
2013：內華達州，史巴克斯（Sparks）；2人死亡（2人受傷）
2014：華盛頓州，馬里斯維爾（Marysaville）；4人死亡（3人受傷）
2014：俄羅斯，莫斯科（Moscow）；2人死亡（1人受傷）
上述這張清單並未包含兇手在犯罪時已經超過18歲的校園殺戮事件。例如，2002年在德國艾芙特（Erfurt），一位被高中退學的19歲學生在校園內殺害了16人；2007年在芬蘭土烏蘇拉（Tuusula），一位18歲的學生在學校殺害了9個人。
從清單中可發現，第一件校園殺戮事件發生在加拿大；至於大型的青少年殺戮案（不僅校園殺戮事件，而是所有事件）的記錄，則是發生在德國，由一位17歲的兇手所犯。科倫拜校園殺戮事件（編註：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 即清單中1999年Littleton事件）的2名兇手合計殺害了13人，但德國的兇手竟是獨自射殺了15名被害者。
這類的案件在人類早期歷史上幾乎從未發生過。但時至今日，大型殺戮以及這類犯罪的威脅卻已然是無所不在的事實。人類歷史5000年，使用火藥武器超過1000年，連發武器150年，但是從未有青少年犯下這樣的罪行—直到1975年。
這些年來，我始終認為給我們在中學階段帶來瓊斯波若事件，在高中階段造成科倫拜屠殺的年輕一代，進入大學之後將會帶來前所未見的大學殺戮事件。後來果然出現了維州理工學院、北伊利諾大學、加大聖大芭芭拉分校，以及安普瓜社區學院大屠殺。
在桑迪胡克屠殺事件發生時，我當時正在康乃狄克州哈特佛（Hartford）培訓200名康州執法人員。是日早晨，我將我過去數年來不斷告訴聽眾的事情重述了一次：我們將可能看見成人犯下小學校園殺戮事件。當年暴露在瓊斯波若、科倫拜、以及維州理工學院事件即時新聞報導的那些孩子們，現在都已長大。而桑迪胡克的槍手也證明了：這些人將會返回校園，犯下我們在最黑暗夢魘中難以想像的暴行。
最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我的預測準確率高達百分之百。所有這一切都呈現在記錄上，而且完全可供驗證。現在我會警告我培訓的學員，像這一類的大型殺戮事件不會只衝著校園來，也會以校車、幼兒園班級、小聯盟比賽、醫院、以及照護中心為目標。在未來的這些年，我們恐怕將會目睹史無前例的殺戮事件發生在上述這些場所。
正如同我所有其他的預測一般，我祈禱這次我是錯的。
重點是要記得這件事：造成這一波暴力犯罪的新因子，乃是餵養給兒少的暴力，尤其是暴力電玩。
我們已經造就了史上最殘暴的一個世代。這些什麼也不做，光顧著打最病態電動遊戲以及觀看最病態電影的孩子們，事實上已經是病入膏肓了。這些孩子們令人戰慄的可怕行為，應該直接由這些不斷行銷暴力產品給兒少的產業來負起責任才是。一道清晰的血跡直接領我們到這些產業的門前，而這些產業為了他們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規範或第三方控管去行銷暴力產品給兒少的「權利」，仍不斷地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爭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