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中文版序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的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町並みまちづくり物語）》在日本付梓。同年十一月此書在台灣得以翻譯出版，也是我個人著作中第一本海外翻譯的作品。還記得當初中文版發行時，我的內心其實十分忐忑不安。擔心「社區營造（まちづくり）」這個在日本文化背景下誕生的社會運動，究竟能否得到台灣讀者的共鳴。於今回想仿若昨日，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年以上的歲月。
慶幸的是《故鄉魅力俱樂部》在台灣得到諸多好評，甚至有幸能夠再版。最初透過丘如華老師的引介，讓遠流出版王榮文先生決意出版此書，也有幸邀請到夏鑄九老師、丘如華老師替拙作撰寫推薦序，更因此結識了許多台灣的朋友。很高興看到「社區營造」一詞逐漸在台灣普及，並且根植在台灣的社區工作者心中。甚至更勝日本，我在台灣各地一次次地被諸位對於社區的熱力所深受感動。
在前著《故鄉魅力俱樂部》中介紹的十七個聚落，我和它們大多數仍保持著聯繫。在這期間，聚落一一成熟茁壯，我也增長了不少年歲。在二○一八年，也從任職超過三十年的東京大學卸下教職。藉著屆齡退休的機會，彙整出我從各個都市身上收穫的十個心得。最終誕生的，就是各位手上的這本書。
書的內容主要奠基於二○一八年三月在東大舉行的退休講座。但在書中，將我個人的人生故事稍稍壓縮，而把重點放在從都市身上得到的教誨。
此外，在本書中也放上和文字相同份量的照片。這些照片都是由我親自拍攝，裡頭的主角則是日本各地帶給我啟蒙的聚落與街區。我想比起言語，任由街區空間以它們最原始的模樣來說故事，才最具有說服力。希望透過這些照片，也能將這些街區的魅力傳達到讀者心中。有時空間所能傳達的訊息絲毫不遜色於語言。所以我們才必須好好重視都市和社區。
每個都市身處的狀況各有不一，但從每一個人真誠面對都市的姿態，卻能找出共通性。我相信這是跨越國境的普世真理。雖然我們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我們能夠選擇以什麼樣態度與都市共處。並且在過程中，必然能夠從都市身上得到收穫，這也是共通的真理。
很榮幸能透過遠流出版，讓我的新書以中文版的姿態再次呈現在各位眼前。很期待有一天能帶著這本書，與台灣的朋友們再次相聚，共同討論社區營造下一步的可能性。
我與都市共學的這一路上
接下來我想向未來有志投入社區營造的各位，介紹我從都市收穫的十個心法。這十個心法，是我個人經驗中可以斷言、也有實際體悟的感想。但在進入正式篇章前，為了讓年輕讀者更容易理解書中的內容，我想先說明我是如何開始求教於都市，以及這一路的歷程。在前言中，我將簡單地回顧年輕時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和這十個「教誨」的密切關係。
在東京大學都市工學科的時光
二○一八年三月屆齡退休，我任職於東京大學都市工學科近三十年的日子劃下了句點。同年四月，轉至神戶藝術工科大學任教，雖然還稱不上完全離開教壇，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很適合回顧我與都市為伍至今的種種。
從小總覺得自己大概會成為一個理科人。但在一九六九年高中一年級的冬天，發生了日後所稱的東大紛爭事件。東京大學學生集體佔領安田講堂，當年度的東大入學考試也因此停辦。而彼時不遜於醫學系，工學系都市工學科同樣挑起極為激烈的「鬥爭」。也因為這件事，讓我注意到這個學科的存在。
升上高中後我開始關注起社會議題，不只理科，也對介於文理之間的學門漸漸產生興趣。那時回想起東大紛爭事件，忍不住想：「或許正因為都市工學的核心就是都市問題，才促成了學生們對社會現狀的強烈反動吧。」也因此，更加深了我對都市工學的好奇。
之後考上東大理科一類，也順利進入第一志願的都市工學科都市計畫組。但當實際踏進教室、開始上課後，反而覺得課堂的內容和我的想像有些出入。
我在一九七三年進入都市工學科就讀，理所當然地，當時的師資多半是在戰後復興期接受教育、於高度成長期活躍於教壇，並且在人品道德上相當值得信賴的知名教授們。只是，當時的都市工學科著重於如何有效率地解決都市問題，這樣的學術風氣卻一直讓我不太適應。
當時提到都市計畫，多半聚焦於都市開發所伴隨而生的種種問題。比如說道路與下水道等硬體設施的整備、如何舒緩通勤交通流量、改善過度密集的木造住宅環境，或是解決大氣汙染或水質污濁等問題。確實上述問題各有其嚴重性，但除此之外，其他看似不那麼急迫的問題如：住宅區或商店街的社區議題，儘管不至於被完全無視，但也近乎到了乏人問津的地步。還有，像城跡與寺院等地方上的歷史性據點，因為隸屬於文化財的保存範疇，長久以來被排除於都市計畫討論的對象之外。
當然也不乏一些新的都市空間提案。但當時能引起眾人注目的，普遍都是全新打造而成的都市空間設計。都市的生活型態或歷史或許過於稀鬆平常，很少有受到討論的機會。
另一方面，犧牲在地社區的現象愈發嚴重。市中心一頭熱地執行再開發計畫，而為了解決市區人口飽和問題，當時將興建郊區新市鎮視為有效的解決辦法。於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歷史悠久的傳統社區，在都市裡面臨可謂「蹂躪」般的殘忍對待。彼時提到地區開發，多半只是為了解決市中心開發所衍生的問題，都市的脈絡往往被棄之不理。
當時翻開報章雜誌，每天都可以看到都市問題登上新聞版面。這些問題固然有其急迫性，但身為學生的我十分憂心，如果每一個人都埋首於相同的事情，都市記憶的傳承該如何是好。
再進一步，為了解決這些都市問題而採取的對策，會不會成為未來的隱憂呢？可惜的是，當時活躍於第一線的專家學者，似乎不太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也多少可以感受到專家們的「矜持」。當然他們有解決難題的使命感，但也可能正因如此，面對像我這樣默默無名的學生，他們雖然不至於態度高傲，卻也確實鮮少傾聽弱者的聲音。
因為我的性格向來常與時勢背道而馳，所以越是被視為小眾，我也就越擔心都市的記憶將就此消失。
想當然區區一個大學生就算再怎麼心急，也不可能撼動社會風向。但因為實在無法在課堂上得到共鳴，我漸漸地開始缺席，把目光放到校園之外，也被系上視為不合群的一份子。
與歷史街區的相遇
「都市計畫難道只是為了解決都市問題而存在的嗎？」我抱著這個大哉問，日復一日度過苦悶的日子。一九七七年四月，比應屆的同學晚了兩年，我終於考進碩士班，加入了大谷幸夫教授的都市設計研究室（當時稱為大谷研究室）。
大谷老師在五十多歲時完成《空地的思想》（北斗出版，一九七九年）一書，是其生涯代表作之一。這裡的「空地」指的是留白的意思。身為建築師，不應貪婪地承攬所有空間的設計規劃，必須心懷謙卑地替後進留下些許的「空白」才行。傳承給後世的留白，正是大谷老師一直以來提倡的理念。正因大谷老師用如此寬容且謙虛的態度看待自身建築師的角色，我才能義無反顧地選擇大谷研究室。
進入大谷研究室後不久，日本建設省成立了組織，討論都市計畫範疇內該如何擬定歷史環境保全的對策。我們研究室為了這個計畫成立小組，我也加入其中，前往奈良縣橿原市今井町進行個案研究。
這個計畫被稱作歷史環境保存市街地整備計畫策定調查，以一九七七年建設省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經費為基礎，召集了日本關東和關西數個大學共同加入。當時我們研究室的大谷教授和渡邊定夫副教授都參與其中。
作為碩士班學生、研究室小組的一員，在參加這個調查過程中，我發現大學時期一直擺脫不了的格格不入感倏地一掃而空。
接受時任大阪市立大學工學系副教授的福田晴虔老師的指導，我們小組來到了今井町。主要針對町家建築的空間結構，以及町家和寺內町街區構造間的關係，反覆前往現場踏查。在這個過程中，於我自身有兩個收穫。首先，實際調查「町家」這種日本典型的都市型住宅後，才深刻體悟到都市型態與住宅樣式間的緊密關係。
町家設有中庭，透過這個聯外空間使得建築能不受方位限制，保持室內一定程度的日照、採光與通風需求。也因為有這個對外開口，讓町家能夠對腹地外部或面向道路保持封閉性。
因為町家的封閉性質，所以它不用設置圍欄，建築壁面就能直接與街道比鄰。這也是町家能成為都市型住宅的主要理由之一。
於是，町家作為日本都市型住宅的一種基本單位，複數並排後便形成我們所稱的「町並」。一棟棟的町家正面開口窄小，但往內部延伸，成為狹長狀的建築。特別的是，每一戶人家的門面寬度不一，在一定的範圍中呈現些微差異。而雖然所有町家都有屋頂、屋簷、拉門、窗戶、壁面或格子窗等共通要素，但細看會發現，每個立面都各有巧思。
雖然在細節上有所異同，但放眼而去整體卻形成一種協調感。也是在此時，我才領悟了都市型住宅的精髓——「多樣性與協調性並存體現」的道理，這也是我與歷史街區首次邂逅的瞬間。
以町家建築為主的街區，確實有防災安全的疑慮，結構上也不符合汽車代步的現代社會。所以我們小組當時的問題意識之一，就是試著創造一種樓層數低、密度極高的住宅，一方面保持多樣性與協調性，同時又能夠解決上述町家無法處理的問題。
而於我個人，另外一個收穫則是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我發現借助眾人之力，能夠超越個人的知識和能力範圍所及，也就是一加一大於二的道理。
有了這兩個收穫，我對當時都市計畫或都市計畫教育的疑問頓時煙消雲散。下一步，得開始思考如何確立我們這個時代的都市住宅形態才行。而重要關鍵，想必潛藏於歷史街區之中。
從歷史街區到聚落保存運動
在那之後，我和研究室的同學們發起了名為「町並研究會」的組織，展開日本全國的歷史街區行腳之旅。但不久後就發現，這樣的旅行不知不覺中流於單純的調查，無助於推敲出現代都市住宅形態的意義。
這是因為我們發現到，比起創造新的住宅形態，歷史街區的空間構成本身或許已經具有高度的價值。而這個價值，指的就是透過町家的複數排列，所演繹而成的和諧都市環境。
此外，我們的旅行始於一九七○年代，正值日本各地歷史街區面臨毀壞危機之時。在此之前，鎌倉、京都與奈良等地頻繁地發生開發與保存的對立，也才促成日本政府在一九六六年制定了與古都歷史風土保存相關的古都保存法。
但是這只針對「古都」，換言之，在當時只有這些「特例」才能獲得國家力量的保護。直到一九七○年代保存意識普及，才進而延伸出日本各地的聚落保存運動風潮。
金澤、高山、倉敷與妻籠宿等地，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受到注目。一九七四年，在各地的聚落保存運動串連之下，全國性的「町並保存聯盟」（日後的全國町並保存聯盟）誕生。長年的運動奔走下，一九七五年文化財保護法修訂，跳脫單點，面狀的「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也被納入文化財範疇之中。
一九七八年，町並保存聯盟所主辦的全國町並大會首次舉行，正巧是我進入東大都市工學科研究所後不久的事。此後，我幾乎年年都會出席全國町並大會。
保存運動的領袖形形色色，從豪爽直率到穩重斯文，各種性格都有。共通的是，他們每一位都充滿十足人情味，待人真誠且充滿魅力。推行運動的過程難免會將地方的意見一分為二，作為先鋒，必須以誠懇的態度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才能獲得其他居民們的信賴。
當時的我只是個懵懵懂懂的學生，但對小樽運河的保存運動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小樽運河的保存運動歷史悠久，沒辦法在此詳述。關鍵在一九七八年峯山富美女士上任守護小樽運河之會會長之時，以一介家庭主婦之姿，扭轉了保存運動的劣勢。
峯山女士自始自終都以真摯而冷靜的口吻，闡述小樽人與小樽運河共生共存的重要性。之於峯山女士，在地生活與運河存續，兩者如命運共同體般息息相關。所有行動都是出於與小樽運河「共存」的懇切心願。想必正是因爲她從市民的立場出發，才獲得了許多人的共鳴。
我也是深受感動的一份子。在我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中，寫到我在峯山女士身上得到的啟發。「在落居之地圓滿地生活，渡過一生——這是身為一個人所面臨的人生課題，社區營造運動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表徵。」
確實，有形的、實體的街區空間保存不可或缺，也可以是推行運動的導火線。但歷史街區凝聚了當地居民的所思所想，所以不能止步於形體，形體的保存也不會是運動的終極目標。
透過峯山女士的行動，這個道理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之中。這也成為我日後從事社區營造的信條。
在那之後也持續前往各個聚落，推動活化歷史的社區營造。但學術調查或是提供建言的出發點，從理解在地居民的生活開始，並且盡可能不受限地想像每個街區的未來樣貌。
前往調查時，因為我和研究室的成員們沒有實際居住其中，不時會收到如「明明就沒有住在那裡，要怎麼理解在地生活？」等疑問，甚至也曾被批評：「口口聲聲說很重要，那你來實際住住看啊。沒有生活過就妄下評論，也太不負責任了。」
乍聽之下確實有其道理。但如果不是當地人的話，豈不就永遠沒有參與社區的權利？居民與外來者，豈不永遠沒有敞開心房相互瞭解的機會？
關鍵在於與都市共存的姿態，或者說是參與社區營造的態度。如果雙方能夠在此產生共識，就能夠相互理解。此後，「求教都市是社區營造的根本」成為我的行事方針。
從「特別的」街區到「普遍的」都市景觀
經過了一番波折，我好不容易才得出「向歷史街區與保存運動者虛心求教」這個原則，但迎接我的卻是另一個挑戰。一九七○年代後期到一九八○年代前期，在當時的都市計畫體系下少有以歷史環境保全為主題的研究室，開設相關課程的都市計畫系所也趨近於零。也因此，畢業後的出路受到很大的侷限，前途非常黯淡。
幸運的是，我在一九八二年獲得明治大學聘用，成為該校建築學系的助理教授。讓我能有機會，從都市計畫領域正面挑戰歷史環境的保全問題。
如前述，在研究所求學過程中，我和抱著相同問題意識的夥伴成立了「町並研究會」這個自發性組織。曾分別前往東海道見付宿（現靜岡縣磐田市）、下館（現茨城縣筑西市）及飛驒高山（岐阜縣高山市）等地進行研究。但當時缺乏研究經費的支援，成果有限之外，一介學生也沒辦法承擔任何責任。直到成為大學教授後，才終於能夠抬頭挺胸地與地方來往。
因為參與日本國家信託基金的調查，有幸與鯖街道熊川宿（現福井縣若狹町）和飛驒古川（現岐阜縣飛驒市）往來接觸。此外，因為加入文化廳的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對策調查案，研究室也分別造訪過松代（長野縣長野市）或越後村上（新潟縣村上市）等地。我和這些聚落的緣分已超過三十年，並延續至今。
和這些活躍於現場的前輩及地方公務員交換意見時，我注意到一件事。學習一個社區的史地背景、梳理其人際網絡，不僅有助於了解當地，也能幫助我們觀看其他地區。在解決實際應用問題時，前一個社區的經驗會成為理解其他地方的線索，帶來更有先見的視點。也就是說，加深單一既有案例，可以連結到更為普世性的知識。
身為研究者，往往容易忽視個別案例的特殊性，而一味地追求普遍性。但我透過親身的經驗，領悟到了從既有事實通曉普世真理的重要性，且持續實踐至今。
前面提到了活化歷史的社區營造，但其實在當時幾乎沒有先例，所以很難拿出具體範本，向社區居民們說明我們的調查目的。
高山、倉敷或妻籠宿等觀光名勝，在當時被視為是活化歷史的成功案例。雖然它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為觀光景點，成功的背後也有許多在地居民的辛勞奔波，只是從外部來看，多數人都抱持著同樣的印象：它們是在導入觀光後才漸漸名聲響亮。當觀光的要素過於強烈時，一般人很難將其聯想為活化歷史的社造案例。
因為沒有先例，確實很難說明一般的城鎮該如何關注聚落歷史，並將歷史與聚落自身的特色連結。直到日後熊川宿和飛驒古川逐漸成熟，它們成為歷史活化案例中強而有力的後盾，帶給我很大的信心。
日夜忙碌奔波下，轉眼來到一九九○年代後期。泡沫經濟的熱潮開始冷卻，人們重視的價值觀從汰換（Flow）轉向積累（Stock），時代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在此之前一直被視為少數派，直到這個時候，長年以來的理念終於開始受到關注。
二○○四年，景觀法立法。二○○八年，歷史社區營造法誕生。在過往，著實很難想像會將「歷史」「社區營造」等名詞納入法條名稱之中。同年，與國土交通省的政策並行，文化廳也設立組織，啟動名為歷史文化基本構想的綱要計畫。
多虧時代風向的轉變，我才有機會能夠參與這些制度的設計。在這樣的趨勢下，人們開始從歷史環境活化的角度思考都市問題，我們從一九七○年代提倡至今的價值觀，終於為世人所接受及共有。
固然這是好事，但面對這樣的時代變化，反骨的我卻又忍不住想：不能就此滿足於現狀。
——接下來，需要的是更具有普世性的社區營造價值。
二○○○年代後，我將工作的重心轉向解析都市的構成。這段期間所做的，其實和都市調查的基本功大同小異。重新審視都市所在位置、調查其地形與歷史，以闡明都市形成的經過。這一連串的過程與當地居民共同進行，藉此確立彼此對於都市形象的共識。但在過程中，更有意識地貼近都市的歷史脈絡、觀察各個都市身處的現狀，以及試圖從現況中領會都市未來的大致前進方向。
提到都市設計，一般人想像的多半都是時髦的空間設計提案。空間設計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在此之前應該先確立一個大前提——都市前進的方向。我認為都市設計的其中一種面向，應該也包含提出一個方法，讓每個都市都能找出各自的前進方向，並適得其所成長。
